1958年，“大跃进”狂潮迅速席卷中国大地。随后，不经试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最突出的表现是粮食问题。1959年初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15个省发生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5省严重缺粮。周恩来收到灾情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建议：在3日内，用飞机将这两个文件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中。为引起各省的注意，毛泽东还在两份文件上安了一个醒目的总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周恩来亲自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到1960年，灾情更加严重。中国受灾面积达到9亿多亩，占中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周恩来说：“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从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而农村应付灾荒的能力已经十分虚弱。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原计划是6000亿斤，而实际上只有2870亿斤。

　　1960年的严重缺粮危机，直接影响到城市的供应。据6月份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称：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

　　面对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解决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总是自己用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问得一清二楚。为了解决粮食调拨中的运输问题，周恩来还同外贸部商量，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粮食部使用，大大增加了中央的运粮能力，在调运粮食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底，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和受灾范围的继续扩大，单靠省与省之间的粮食调拨已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了。这时，周恩来和陈云建议，决定进口粮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吃进口粮是禁区，不仅外汇存在着困难，而且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周恩来和陈云决定突破这个禁区。陈云解释说：“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

　　1961年1月初，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期间，对随同访缅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说，你先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问题。在当时，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实行海上封锁，运输和资金问题显得特别重要。雷任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说，经与香港华润公司和中国银行等单位研究后，货源、资金、外汇都可以解决。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加拿大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

　　另外，农村缺粮的状况也令周恩来十分震惊，他连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提议修改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

　　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粮食问题。周恩来指出：“1960年至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要解决问题，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人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又主持起草了《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6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经中央批准下达。

　　根据这个文件精神，中国开始了三年调整时期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多万，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2800多万，中国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粮食销量共减少138.4亿斤。

　　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它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困难时期，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王永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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