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高级翻译张建敏曾在布什总统访华时为其做过中文翻译
记者王海涓
300人提问432个问题
“哎呀，我本来还想详细回答这个问题呢，可是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处长张建敏遗憾地说。昨天下午，300多位网友与外交部翻译室的年轻翻译张建敏、 雷宁、费胜潮和邵廷娟在线交流，由于网友提出了432个问题，所以当近两个小时的在线聊天刚结束后记者见到这4位高级翻译时，他们显得兴奋而又疲劳。
由于承担的是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的外事活动的口译，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然而当走近他们时，你会发现，这些年轻的高级翻译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平凡的喜怒哀乐，不过他们身边摆放的厚厚的工具书又提醒着他们工作的特殊性质，这4位年轻的高级翻译曾为江泽民主席、朱总理和胡锦涛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据了解，翻译室集中了英、法翻译，主要负责外交文件、文书的笔译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外事活动的口译。昨天与网友在线聊天的4位年轻翻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错把橡胶译成香蕉
一名优秀的高级翻译是要经过很多磨炼的，对此张建敏深有体会。在为朱基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做翻译时，张建敏曾经翻错过一个词，朱总理当场给他纠正过来，回想起这些，他总是很内疚。不过回忆起当时，张建敏心态很平和，他说自己当时也没有像人们想得那样紧张，“总理以前也纠正过我，我相信他的判断，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
提起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过的尴尬事，张建敏不好意思地说：“我曾把橡胶换大米说成香蕉换大米，别人指出我的错之后，我一紧张，又说成橡胶换香蕉。”
女翻译雷宁则回忆说，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说话发音特别靠后，声音浑厚，在和我国领导人谈话中，他说以色列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接下来的一句雷宁却没听懂。佩雷斯重复了一遍，雷宁还是没听懂，而此时在座的其他人都听懂了。
费胜潮也回忆起自己的一件尴尬事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费胜潮顺畅地翻译过来，可是翻译过后全场大笑，大家的笑声才让他恍然大悟：原来他又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下来后他自嘲地和同事们说：脑子里的扳道工扳错了道。翻译室的高级翻译基本上都是从外语学院毕业的，所以如何完成从一名外语专业的学生到外交部高翻这一角色转换自然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
年轻的高翻邵廷娟回忆了自己的经历：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后，首先参加了近一年的翻译室培训。这一培训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段时间是强化训练，由翻译室的各位前辈每天陪新人做大量的听力、口译和笔译的练习；第二阶段是在工作中培训，参加一些笔译初稿和不太重要的口译活动。培训结束后，才算成为翻译室真正的一员。这一年的培训对于新人从学生到外交部翻译的角色转变至关重要。
专用名词最难译
有网友提问：“怎样译好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特别是政治词汇？比如说，‘三讲’、‘三个代表’？”张建敏坦言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他说，全国译协外事翻译委员会也定期邀请专家就类似的翻译难点进行讨论，形成一些相对较好的译法。“三讲”是“threestresses”，“三个代表”是“threerepresents”，但是对那些不太了解中国的人，理解起来恐怕需要一个过程。他说，翻译这些词汇，难以在外语里找到对应的词，在翻译时首先应该确保意思准确，所以，有时难免会显得有些ChineseEnglish。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高级翻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口语词汇形象生动，但往往不易想到合适的对应词，比如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高级翻译们说在翻译这类语言时，日常需多注意积累一些英语俗语；如暂无对应说法则需查工具书，找到尽可能多不同的译法，从中选择，加以润色；如查不到或口译来不及查，则可视情况现场直译或意译，事后再推敲较好的译法。
人们常会看到翻译在领导人身后飞快地记录着，年轻的高级翻译雷宁介绍，高级翻译在做同声传译的时候都要做笔记。参加在线交流的几位都是在翻译室接受的培训，可以说是同门师兄，记笔记是一个套路，总的来说，就是记住句子的框架和关键词。可以使用中文、英文、数字和符号，但每一个人都还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技巧。别人管高翻们的笔记叫天书，只有自己可以读懂，而且还有一个时间期限，间隔太长会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风光背后是辛苦
在普通人看来，给领导人当翻译是很风光的，然而这风光背后也隐藏着高级翻译们的辛苦。比如说高翻们会经常吃不上饭，从早到晚连轴转，长时间地站着翻译或是在汽车上坐在前面却需要转过身来翻译。在国内，宴会上多多少少都能吃到一点儿东西，实在不行回家还可以再吃点儿。在国外，就比较辛苦了，因为宴请的时候根本就不招待翻译。好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同事们特别体谅翻译，会让他们提前吃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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