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堪上司的性骚扰行为，武汉市的一名女教师近日向江汉区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1万元。这是湖北省的首例性骚扰案。

　　屈辱

　　考虑再三，何女士终于同意了接受采访。现年30岁的她说，从无奈到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我1997年应聘到武汉市某学校当英语老师，与教研室副主任盛某在同一间办公室。2000年，由于评职称，相互探讨经验时，盛某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对我说：“我们很谈得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在同事面前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他老婆。我很反感，但认为是玩笑，也不好说。

　　去年，学校职工外出春游，我和一名女同事住在一个房间。晚上，盛某跑来说要和我谈工作，女同事出去后，他突然将门反锁，对我轻薄，我大声喊叫，他才罢手。

　　回家后，我十分害怕，只敢对丈夫提想换工作。这以后，盛某的骚扰越来越大胆，有时当着同事的面对我动手动脚，嘴里还念念有词；“摸摸你的手好温柔，摸摸你的腰好风骚。”我非常难受，却不好得罪他。情况发展得越来越不妙，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午休，突然感到腿上坐了一个人，我吓了一跳，发觉竟是盛某。我大为愤怒，他却嬉皮笑脸。

　　起诉

　　何女士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同事都以为他们关系暧昧，她却碍于面子不敢“发作”，而盛某的举止却越来越“过分”。

　　去年底，备感身心疲惫的何女士将这一切告诉了丈夫。丈夫找盛某谈了一次，盛某写下了一份和何女士是“正常的同事关系”的保证书。对此并不满意的何女士和丈夫又于今年初向学校进行反映。

　　记者了解到，校方在和双方谈话了解情况后，责成盛某在本教研室和党支部大会上作公开检查，并同意其辞去中外语言教研室副主任职务。该校今年4月8日发出的文件称：盛某“未注重对教师行为规范的约束，在与本教研室个别教师交往过程中言谈举止过于随便，由玩笑失当发展到行为举止失当，有损教师职业形象，在校内造成了不良影响。”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何女士仍然不满意。在向律师咨询后，昨日上午，她向江汉区法院递交了诉状。

　　说法

　　连日来，记者就此对有关各方进行了采访。

　　何女士所在学校的有关负责人说，此事只是涉及私人之间的官司，校方不便作任何评论，校方作出的处理应该是公正的。

　　盛某起初在电话中同意接受采访，后来又拒绝了。他在电话中说，他已咨询过律师，随时准备应诉。他还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组织上对此事已经有了处理，何女士的起诉只不过是一种敲诈。

　　何女士的委托代理人湖北志竞成律师事务所张绍明律师说：我们对案件是否胜诉不甚计较，甚至已做好了败诉的准备。但这对维护妇女权益和倡导法制，确是有益无害。当事人坚持要打这场官司，应该说她的丈夫和家人的支持有很大帮助。

　　张绍明律师也说到了他的“棘手”之处———取证难。他说，有些过分行为发生时往往只有二人在场，调查取证较为困难，没有更多的旁证。

　　“我国法律关于性骚扰问题是个空白，它是目前法律的盲区。”武汉大学法学院青年教师柳正权谈道：“性骚扰”一词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中国，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立法，明确性骚扰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规范，但不管怎样，此案的出现，表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申张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

　　记者还接触了多位法律界人士。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之间的接触与交往越来越多，“性骚扰”一词出现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无论此案事实最后如何认定，都会对今后的司法实践，乃至完善立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现在，我寻求法律的说法，不管胜败，都有一种轻松和解脱。”何女士如是说。

　　声音

　　遇到“性骚扰”是否需要诉诸法律？记者还就此采访了部分市民。受访者的意见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派：多数女性认为有必要，而男性则多持相反观点。(龚平)

　　荆楚在线·楚天都市报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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