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撰写人／张翼

　　[编者的话]2002年2月22日，作为第374位登上八达岭长城的外国元首——美国总统布什感叹道：“长城依旧，而中国却今非昔比”。近十年来，中国的巨变为世人所瞩目。这里有表层的、看得见的、感同身受的变化——城市和乡村日新月异，生活方式已与父辈大不相同；但更有深层的、不易察觉却将辐射未来的变化——近年社会的高速前行正在逐步勾勒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清晰轮廓。

　　今年秋，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将为中国今后的道路提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时刻。为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这次大会的重大意义，本报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合作，请十六位中青年学者为百姓撰写十六份中国国情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学者们将简约地对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在十六个领域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鼓舞人心的并对未来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给予阐述和解释，同时不回避改革深入所带来的新问题。

　　我们的国家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的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人来说有哪些影响？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主客观环境中？我们现在和未来将会遇到哪些机遇和难题——在速变的世界中，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国情，才能了解变化的实质，辨认行进的方向，把握未来的先机。

　　满载中国人口的隆隆列车，迤逦地奔驰过20世纪的原野。每经过一个年度的驿站，都有数以两千万的新乘客拥挤上来。然而，这列车并没有因为超员的重负而减速，因为整个20世纪的历史昭示世人：虽然中国——这承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列车长度在增加，可其拉力和速度也在增加，甚至于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这列迅捷行驶的列车，还将地球村其他村民的目光都聚焦在其前所未有的发展增速上。

　　但我们却并不能以此而沾沾自喜，因为人口总量的压力正日益变得沉重。

　　21世纪前40年在中国人口增长到峰值的过程中，有两大问题：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20年养老负担重。

　　北京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养活中国还靠中国人自己

　　1994年，任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美国人莱斯特·R·布朗就在《世界观察》上刊出了他惊世骇俗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当2030年中国粮食问题成为世界问题的时候》。1995年，这位布朗先生又发表了同样惊世骇俗的文章——《未来的限制》。他的主要看法是：在2030年，中国的粮食消费和粮食生产之间，将出现2.16～3.78亿吨的缺口。布朗旋风得以刮起的一个> -蓝皮书十六中国与世界

　　导读

　　焦点一

　　-中国的人口总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未经严格普查，让人蒙昧难知。就连当时的领袖人物，也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甚至于某些学术精英或政治领袖，还深深为中国人口之少而担忧。-1949年我国大陆的人口总量当为5.5亿左右。但学者们当时为毛主席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人口数据，误差额竟然在8000万左右。

　　-在“婴儿爆炸”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出现了急速增长的强劲态势。

　　焦点二

　　-如果说在解放前中国人口曾经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则很快使我国人口转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

　　-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男性大约在70岁左右，女性大约在74岁左右，比发展中国家高出10岁。特别是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比联合国提出的到2000年世界妇女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5岁的目标高出了9岁。

　　焦点三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主要表现为两阶级加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创新，给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给农民阶级以巨大的解放。

　　-当前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将为农民阶级转化为工人阶级而增加更大的促动力。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

　　焦点四

　　-自1982年“三普”开始到1990年“四普”止，国家一方面对汉族人口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力控制内地人口总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相对放宽了少数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尤其是对某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更是实行着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政策。

　　-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为8.41%。少数民族人口的总量已经达到了1.643亿。

　　焦点五

　　-文盲和较少受教育的人口，不仅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严重阻滞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故在一般意义上，文盲率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相关。

　　-虽然2000年我国总人口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个不同地区的文盲率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文盲率较低，绝大多数省份都在5%以下，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文盲率却较高。

　　焦点六

　　-在一般人的思想中，仿佛城市较农村老龄化严重。但这错了！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人口学界，在人口老龄化状况预测中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忽略了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城乡结构的变化。就全国来说，实际情况却是城镇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低于农村。-在2020～2040年这20年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加速增长到19%左右。那时，我们会碰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焦点七

　　-在人口学界看来，失业问题不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能期望近期缓解就业压力。国家应该将解决失业问题作为长期国策来对待，几乎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都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在未来的20多年间，我国将在克服现有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要为新增加的这1.2亿人口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需要记挂的过去是“就业”，现在是“就业”，未来还是“就业”。

　　焦点八

　　-WTO将加速我国的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竞争中，为保持近期所取得的有利地位，比较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以下两点是必须考量的：

　　第一，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使其适应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减轻资本排斥劳动力的幅度。

　　第二，继续保持劳动者的工资竞争力，维持世界制造业中心向我国转移的趋势。

　　焦点九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同时也开启了家庭革命的新纪元，并由此加速了中国家庭由血缘关系为主向婚缘关系为主的转变。这一转变带来的最显著特色是家庭户规模的变小。

　　-青年、成年家庭正在核心化，老年家庭正在空巢化：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成年子女结婚都尽可能选择单独居住。即使是子女，也由于求学或工作而使其在家庭中生活的时间越来越短。很多夫妇在40多岁时就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子女离家他往，谋求发展。

　　焦点十

　　-学者们还是对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估计不足，也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增长抑制因素估计不足，对我国的城市化率估计不足。

　　-倘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发展更快，青年的初婚年龄进一步推迟，则人口的出生率还会有所下降。那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比预计的要快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控制的任务就应该更多倾注在结构调整和素质教育上。

　　正文

　　焦点一：中国的“婴儿爆炸”

　　“婴儿爆炸”是人口学界惯常描述二战之后人口增长的一个基本术语。战争过后的补偿性结婚和补偿性生育在短期内导致了大量婴儿的产生，出现了所谓的“婴儿爆炸”(Baby boom)。

　　可西方各国的“婴儿爆炸”与中国于是，党和政府很快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态势，由20世纪60年代的25‰以上，降低到了70年代的12‰左右。80年代初期，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所回升，徘徊在13‰和16‰之间。但在整个9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这一认识。每年的3月，江泽民总书记都要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性。这使得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稳下降，到1998年终于下降到了9.35‰，1999年继续走低，降至8.77‰。

　　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将2001年自然增长的人数估计在1000万左右，那么，在2000年的12.65亿基础上，内地在2001年年底的人口总量当为12.76亿左右。

　　焦点二：中国人口政策是一个创举

　　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对比关系，直接决定着自然增长率。倘若出生率大于死亡率，则人口净增长；倘若死亡率大于出生率，则人口净减少。从现有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的死亡率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降低到了10‰以下。如果说在解放前中国人口曾经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则很快使我国人口转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市镇人口在解放初的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在1957年表现为36.01‰。但到了60年代，由于乡村合作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农村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这致使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迅速升高，在1965年表现为29.47‰。

　　经过党和国家最近30多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稳步下降。终于到90年代末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也使我国人口过渡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有人将之称为“后人口转变”。现在，我国人口的增长状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简洁地表达：低生育水平、高增长量。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3年的33‰降低到2000年的8‰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这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所阐述的那样，在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出了级职业类别和社会地位的转变。

　　这从中国人口的城乡构成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因为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初期——1982年的79.4%减少到1990年的73.77%，并进而减少到2000年的63.91%。现在，在中国的农村从业人员构成中，乡镇企业工人就占了1亿多。如果将脱离农业生产领域而长期在城镇和大城市打工的8千万到1亿农民工也算作工人阶级的话，那么，中国农民阶级的人数将大为减少。据估计，我国当前种植农人数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已经降低到了44%左右。可以有预见地说，当前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将为农民阶级转化为工人阶级而增加更大的促动力。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

　　焦点四：少数民族人口现已超过1亿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汉族人口所在的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率先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汉族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医疗状况相对改善较快，从而拉动自然增长率提高。可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在当时却较为复杂。不管是政权建设还是文化习俗的变化都比较缓慢，再加之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较少，而且医疗条件的改善速度也较为缓慢。所以，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也有迅速的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汉族人口。

　　在1953年“一普”时，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8%，但到了1964年的“二普”时期，其所占比重却下降到了5.78%。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始，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的增长——尤其是汉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才逐渐放缓，“三普”时少数民族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较“二普”有了增长。

　　自1982年“三普”开始到1990年“四普”止，国家一方面对汉族人口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力控制内地人口总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相对放宽了少数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尤其是对某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更是实行着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政策。再加上政府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优惠，某些在父系或母系有过少数民族家长的汉族子女，也纷纷在此一时期“转变”为少数民族。

　　所以，在“三普”到“四普”之间的8年间，少数民族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增长最快。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为8.04%。从1990年“四普”开始到2000年“五普”的这10年间，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其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的增长速度放慢了。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的比重为8.41%，只比1990年“四普”的8.04%增长了0.37个百分点。但少数民族人口的总量已经达到了1.643亿。

　　焦点五：总体文化素质仍然欠佳

　　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的人口构成中(尤其是在劳动力人口构成中)，高学历人口所占比重越大，人力资本含量越高，则这个国家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就可能越高，这个国家人口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也就越大。

　　自“二普”开始到“三普”的18年间，我国每10万人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仅仅从416人增长到615人。而每10万人口中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则增长迅猛，从1319人增长到6779人。但从1982年的“三普”到1990年的“四普”这8年间，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快速发展，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数迅速增加，从615人增长到了1422人。从1990年“四普”到2000年“五普”这10年间，“大专及以上”人口的增长率更加迅猛。以2000年每10万人口3611人计，净增加了2189人。应该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教育贡献了一个不可估量的份额。

　　文盲和较少受教育的人口，则不仅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严重阻滞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故在一般意义上，文盲率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呈反相关。

　　在1964年“二普”时，我国人口的文盲率高达34%，在“三普”时降低到23%，到“四普”降低到16%。到2000年的“五普”时已经降低到了7%左右。把文盲率降低到7%左右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因为现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我国新生人口中的入学率基本已经达到了99%以上，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我国的文盲率将越来越少。

　　虽然200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3611人/10万，但这些高学历人口在各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例如，从城乡区别上来说，我国城镇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8899人，乡村仅仅为492人。城镇每10万人中“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有21265人，但乡村仅仅为5316人。从地区差异上来说，北京市2000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7.55%，可近在咫尺的河北，这一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却仅仅为2.85%，广西为2.59%，贵州为2.14%。

　　虽然2000年我国总人口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个不同地区的文盲率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文盲率较低，绝大多数省份都在5%以下，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文盲率却较高。其它如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安徽的文盲率都在10%以上，其分别为18.03%、14.34%、13.40%、13.89%、11.39%、10.06%。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任务，应当主要是提高该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提高这些地区劳动力人口的素质。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具备一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人口，才能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竞争。

　　焦点六：未来养老压力有多大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0-14岁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越大，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越年轻；0-14岁人口逐渐减少，15-64岁人口逐渐增多，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7%以下，则这个国家的人口越呈“成年型”；一个国家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超过了7%，则这个国家的人口就进入了“老龄化”时期。2000年普查表明，我国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这等于已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高速增长时期，0-14岁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在上升，从“一普”时期的36.28%上升到了“二普”时期的40.69%。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伴随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降低，0-14岁人口的比重开始直线下降，到“三普”时下降到了33.59%，“四普”时下降到了27.69%，“五普”时进一步下降到了22.89%。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结构的概念。一方面是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的延长导致的老龄化，另外一方面则是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而导致的老龄化。

　　在一般人的思想中，仿佛城市较农村老龄化严重。但这错了！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人口学界，在人口老龄化状况预测中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忽略了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城乡结构的变化。考查以往的预测，都是城市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严重于农村。对某一个老城市来说当然如此，比如说上海就是这样。但对于新型城市如深圳来说，到2000年为止，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才1%多一些。就全国来说，实际情况却是城镇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低于农村。可以说，正是人口流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青年人口自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有效地缓解了城市的老龄化。再加上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老龄化的速度尽管在“加速”，但在未来的20年之内，我们还可以“负重”。

　　因为200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7.83%，2010年为8.47%，2015年为9.7%，在2020年为11.8%，故老龄化对中国是一个压力，但在近期，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可在2020～2040年这20年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加速增长到19%左右。那时，我们会碰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焦点七：就业、就业，还是就业

　　15-64岁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年普查显示，我国该年龄段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15%。2001年年底，我国城乡共有就业人员7.3亿，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就业人数的4.3亿还多出了3亿。多种预测表明，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会长期处于70%左右的高水平上。所以，我国现在和未来20年都会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时期。某些人往往会因此而兴奋起来，有“红利”总比“欠亏”或“缺少”要好！

　　其实，我们还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因为劳动力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在增长。倘若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劳动力人口增长之所需，那么，失业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因而，在人口学界看来，失业问题不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能期望近期缓解就业压力。国家应该将解决失业问题作为长期国策来对待，几乎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都对此不能掉以轻心。15-59岁人口会一直增长到2020年之后，才会刹车。该年龄段人口，到2010年时将达到9.2亿人——与现在相比会净增加1亿劳动力人口；到2020年时，会更进一步增加到9.4亿。这就是说，在未来的20多年间，我国将在克服现有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要为新增加的这1.2亿人口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业问题就凸现为我们这个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9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3%；1993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420.1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5%；

　　199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476.4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8%；1995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19.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9%；1996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52.8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57.58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2000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59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

　　在2001年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增长到了3.6%；2002年3月又增长到3.7%。如果说登记失业人口中包括下岗职工的话，那么，2000年的失业率会增加到7%左右，2001年会更高。从最近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也开始下滑，另外，城镇失业率的计算还未包括农村的1.5亿剩余劳动力。

　　过去，我国长期遭受过失业之苦：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都给国家以重大压力。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与就业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常常记挂的话，那就是：过去是“就业”，现在是“就业”，未来还是“就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解决了将近13亿人口的吃饭和温饱问题。而现在，中国正在以稳健的发展，解决着占世界劳动力总量26%的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全世界都在对这一问题瞩目相望。

　　就业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以下两点去思考：第一是发展经济，特别是注意发展那些有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第二是充分就业。在某些情况下，效率与充分就业之间确乎矛盾，但能否在效率与充分就业之间找到一个社会发展的平衡点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焦点八：关于WTO的老话题

　　有位著名学者在谈到中国加入WTO的影响时说，这既不是紫气东来，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机遇与挑战的结合。考虑到WTO对就业与失业的影响，这句话就显得更加精当。因为近期学术讨论的重大话题，就是加入WTO究竟会增加就业还是增加失业。当然，这最初的话题仍然属于“进口的洋货”——来源于老外的两项预测：

　　第一是比较乐观的、在眼前就能够创造效应的预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亚洲银行的测算，中国加入WTO后可使GDP增加2.94个百分点。而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新增加400万个就业机会，即3个百分点会增加大约1200万个就业岗位。

　　第二是比较悲观的，但却也充满发展前景的预测。根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关税的降低和农工业产品进口的全面放开，将导致约1100万人失业。但数年之后，劳动和资本市场将再度充满活力，从而增加就业岗位。

　　国内学术界对这两种预测采取了兼容并纳的态度。因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判断能够同时成立的依据在于：开放后的要素流动和中国劳动者的市场竞争力相比哪个更居于优势地位。这就是说，如果经济扩张，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增加，目前就能够创造比较多的就业机会；但如果经济未扩张，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未变，或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则进口的增加可能同样也会导致失业的增加。

　　对于汽车、机械、粮油加工、电子通讯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冶金、石油天然气、煤炭采掘等来说，可能会面临严峻的竞争形势，从而选择退缩的发展态势，导致这些产业原有职工“走人”，减少数百万的就业岗位。但对于纺织、商业、建筑、化工、食品加工、皮革制造，以及服务业等来说，则很可能在短期扩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员，增加数百万以至上千万的就业岗位。大致来说，近期我们会遭受很多挑战，但远期会增加一些就业岗位，但此前提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顺利发展。

　　WTO对农村、农业与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尤其是我国的粮棉种植业，过去价高质次，缺少国际竞争力。但现在的农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农业(农林牧渔)中，农作物的产值只占大约一半多，而在农作物当中，水果、蔬菜、油料、花草、烟茶等产品的比重又越来越大，这些，会因为扩大出口而创造就业机会。故只要我国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就可以降低农业所受的负面影响。

　　WTO将加速我国的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竞争中，为保持近期所取得的有利地位，比较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以下两点是必须考量的：

　　第一，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使其适应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减轻资本排斥劳动力的幅度。

　　第二，继续保持劳动者的工资竞争力，维持世界制造业中心向我国转移的趋势。

　　焦点九：血缘家庭正在转变为婚缘家庭

　　在近三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都未曾发生过什么较大变化。自1949年始，社会主义的制度配置，开始改造家庭内部的诸多功能结构，使妇女真正走出家门，得到空前解放，这是对家长制和夫权制的重大动摇和威胁。

　　但家庭结构的变迁仍然是缓慢的。政治上层建筑对家庭制度的强制性改造，远不如经济基础对其既定结构的侵蚀来得快、来得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同时也开启了家庭革命的新纪元，并由此加速了中国家庭由血缘关系为主向婚缘关系为主的转变。这一转变带来的最显著特色是家庭户规模的变小。

　　人们的补偿性生育行为，曾经使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户均规模迅速提高。但由于“大跃进”所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提高，我国的家庭户均规模曾经有所缩小。在1962或1963年之后的补偿性生育，又使家庭户规模开始增加。一直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迅速下降。1990年“四普”时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为3.96人，2000年“五普”时的户均人口规模为3.44人。

　　在婚缘化过程中，我国的家庭生活将日益呈现以下十大趋势：

　　第一，家庭的生育功能大为减弱，夫妻生养子女数直线减少。这表现为城镇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农村一对夫妇大约在两个孩子左右。

　　第二，青年、成年家庭正在核心化，老年家庭正在空巢化：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成年子女结婚都尽可能选择单独居住。即使是子女，也由于求学或工作而使其在家庭中生活的时间越来越短。很多夫妇在40多岁时就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子女离家他往，谋求发展。

　　第三，传统血缘家庭转变为现代婚缘家庭。亲子关系所占比重越来越轻，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惟一持久的关系。

　　第四，初婚年龄一再推迟，非婚家庭开始出现，农村青年女性向城市的流动速度加快。

　　第五，养老职责正在从子女养老向配偶养老转化。老年夫妇中年纪较轻、身体较健康者承担着主要的伺候和精神慰藉服务，他们自“空巢”开始到七十多岁都要相依为命。伴随子女数的减少，家庭老年照料产业将迅速发展，“雇佣保姆养老”的模式已经出现。

　　第六，婚姻观念在改变，凑合的夫妻不再“凑合”，离婚率会长期居高不下。

　　第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夫妇越来越平等。

　　第八，教育投资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第九，家庭经济或家族经济还有生命力，家庭的经济再生产功能仍将维持。

　　第十，单身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和只有夫妇两人的家庭比重会增加。

　　焦点十：未来中国人口少于15.5亿

　　中国未来总人口的峰值是多少？这是当今世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媒体宣传中，大家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未来的总人口峰值在16亿左右，应当于2050年前后达到这一顶点。有关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几乎都离不开这一似是而非的结论。甚至于在对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与政府官员都视16亿为一个“定论”。可预测毕竟是“预测”，谁能够对未来50年的人口变化情况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呢？就连近期的人口预测，人口学界也未曾给出一个比较“可信”的模拟。

　　例如，绝大多数预测都可能高估了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不管是联合国还是国内的研究机构，很多预测都将20世纪末中国大陆的总人口估计在12.7~12.8亿之间。可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却发现这一数字是12.65亿，其间竟然相差了1千多万。现在看来，学者们还是对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估计不足，也对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增长抑制因素估计不足，对我国的城市化率估计不足。

　　尽管各项预测对2000年总人口基数做了较大的估计，但在预测中都发现中国未来人口的峰值不会达到16亿。如果考虑到2000年中国大陆的实际人口为12.65亿，也考虑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在近期不会发生重大的调整，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口总量将达不到16亿，而可能在15.5亿左右，峰值当在2040年前后。从近期来说，中国2010年的人口总量，也不会到达14亿的计划控制目标，而可能在13.7~13.8亿左右。

　　倘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发展更快，青年的初婚年龄进一步推迟，则人口的出生率还会有所下降。那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比预计的要快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控制的任务就应该更多倾注在结构调整和素质教育上。特约编辑/墨涵

　　人口：中国人口压力持续到何时

　　中国百姓蓝皮书2：本报记者与报告撰写人对话

　　-人口普查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特定时间按照一定标准对其全部人口进行调查，以取得该国或该地区的有关人口的社会、经济、自然特征的全部资料。人口普查与人口日常登记全然不同。

　　我国至今为止共进行过五次人口普查。最近一次是2000年11月1日。

　　-核心家庭

　　指一对夫妇与其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

　　家庭与家户是两个相关性很强的概念。但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区别，比如说，家庭更偏重于血缘或姻亲关系，家户则更偏重居住、消费和养育关系。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一方面指的是家庭人口数的逐渐减少，另一方面也指家庭关系的日益简单化。应明确理解核心家庭与家庭小型化之间含义的区别。

　　-空巢家庭

　　子女离开家庭独立居住谋生之后，由留下的中年夫妇或老年夫妇所组成的家庭被称为“空巢家庭”，正像飞禽的子女羽翼丰满飞走后形成“空巢”一样。

　　在夫妇生育子女数较多，生育期限较长的社会，空巢化几率较小。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已婚妇女一般要生育5到6个孩子，其生育完最后一个孩子的年龄往往接近50岁左右，等她们将最小的子女抚养到成年，往往会接近70岁。在预期寿命较短的情况下，父母亲有时会在最小的子女成年之前去世，而要由“长兄”将其最小的弟弟或妹妹抚养到成年，故有“长兄如父”的说法。所以，当夫妇生育子女数较多时，其来不及“空巢”就可能辞世。

　　-丁克家庭

　　“丁克”是英语“DOUBLE WORKING NOKIDS”的翻译，即新结婚的一对夫妇都在外工作而没有孩子。在妇女的就业率上升得较高时，更多强调的是夫妇自愿不要孩子。

　　现在在大城市，就存在相当比例的丁克家庭。

　　-单亲家庭

　　由父亲一方与其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由母亲一方与其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为单亲家庭。如果说原来的单亲家庭是由父母亲当中一方的亡故所致的话，那么，现代单亲家庭则主要由父母婚姻的破裂所致。当然，在西方国家，还有某些“未婚妈妈”生育子女所致。

　　-老龄化

　　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加，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渐缩小的过程，叫做老龄化过程。在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

　　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6.95%，这说明我们已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户籍制度

　　我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建立于1951年，开端于该年7月公安部颁布实施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在1955年6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将户口管理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主要指1958年1月由全国人大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因为该条例以法律形式对各项户籍管理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而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所落实的两个“严加限制”，则更将计划经济时期的“控制”行为发挥到极致，因为它彻底地堵住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大门。这两个“严加限制”是：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

　　新时期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打破由此铸造的坚固城乡壁垒，消除其二元特征，淡化城市户籍的高附加值，并废除附加于其上的许多不合理功能，如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并以拥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落户的基本条件。

　　-人口总量对我们的压力一直要持续到2040年或2045年

　　记者：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一个数据引人注目，就是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以100名女婴对应的男婴的数值)升高，而且地区间不平衡，广东、海南都比较高。这种性别的失调对未来的危害是什么？

　　张翼：的确如此。现在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大约是116左右。在国际上来说，人口出生性别比一般在103到107之间是正常的。我们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就发现出生性别比有了较大的上升。原来是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在上升，现在，市和镇的出生性别比也上升了，这就是结构性失衡。

　　性别比的失调所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对未来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婚配问题，即因为在同一个出生队列或同期群中存在男性多女性少的性别失调而形成婚姻挤压。未来农村可能女性的流动比男性要大一点，这时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情况，在农村就可能比城市严重。现在就存在由于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某些农村的婚姻挤压状况。比如西北、四川某些地方的女性到深圳、珠海或者一些邻近的城市去打工，不愿意回去，造成这些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贫困山区的男性找到配偶的难度加大。所以，人口性别比失调将来主要表现为对婚龄弱势群体的挤压。

　　记者：国家干预“性别选择”能不能根本解决性别比的问题？

　　张翼：发现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国家一直在干预，比如说对B超机的使用，以及对一些江湖医生的处罚等等就一直是在干预，但我认为干预的难度比较大。老百姓自己的生育偏好还有一个长期转换过程，在别的地方也存在这种现象。比如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推行家庭计划过程中出生性别比一度上升得比较快，但城市化水平达到70-80%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与男性的差别就会缩小，她们承担的家庭职责及就业能力也会提高，性别歧视现象会减轻，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逐渐会改变。所以城市化、社会进步以及生产力的提高对出生性别比都有影响。其主要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解决问题。

　　记者：从近几次人口普查来看，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为什么人口的峰值还要滞后那么多年才到来？人口总量的压力还不轻松。

　　张翼：我们在50年代的时候，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都在一千八九百万，60年代人口每年增加大约2500万，1968年那一年将近增加了两千八九百万的样子，导致现在人口基数很大。

　　最近召开的全国人口工作会议上，大家一致得出结论，我们现在虽然是人口结构转变成三低的局面：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但三低存在的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低出生率，高增长量。出生率的进一步降低，会对未来人口的年龄结构以严重影响。原来我们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现在中间很突出，底层在慢慢缩小，高层也在增加。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同，有些人说在1.9左右，有些人说在1.8左右。但总是在降低。总和生育率2.1是更替水平。

　　人口总量对我们的压力一直要持续到2040年或2045年，那时城市化可能要达到50%—7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会逐渐开始自觉控制自己的生育行为，现代化中的农村也会转变生育观念，因为城市化进行到一定程度，城市生活的人们的住房压力会加大，孩子的养育成本会增加、人们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也会占更高的比重。这会降低人们对子女的需求动机。另外妇女社会地位提高之后，择偶的观念会改变。她们不会随便找一个男人将自己嫁出去，并依靠这个男人生活，她要首先找到一个工作岗位，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撑起自己事业的支点，然后再选择配偶，这就把婚龄推后了。这会极大地降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上海现在就是人口负增长，北京也已经接近0增长。将来伴随城市化过程的加快，我想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会调整。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今年9月1日实施，对政府和老百姓而言都有益

　　记者：提到计划生育政策，无论中外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计划生育将会推行到哪一天为止？

　　张翼：2001年底，国家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今年9月1日实施，通过这个法就是要很长时间内稳定低生育水平。

　　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说要等到人口零增长的时候再调整，还有一些人主张说，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控制人口，及早实现负增长；有人说将来把我们的人口控制在7亿或者6亿左右的状况比较好。

　　我感觉计划生育的政策收益是少生3亿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大贡献，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另一方面，客观上导致我们国家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日本从90年代老龄化的速度就非常快，10年之间从13%增长到17%，正好这十年是日本经济的停滞时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教授在考察日本的情况时就说：由于日本的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青年人口的降低和老年人口的增加，直接导致日本在10年之内经济萧条。所以，如何将人口数量的控制与年龄结构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制定政策，就成为我们在未来必须重视的课题。

　　记者：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前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生育”都是作为国家政策，对百姓而言，这个变化有什么不同？

　　张翼：法律的出现，对政府和老百姓而言都有益。因为只要是政策，当地政府就可以解释这个政策。而法就只能够由最高权力部门来解释。另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还使人们更多地注意人口问题，而不仅仅将人口控制理解为计划生育问题。最后，生殖健康与知情选择，我们必须依法落实。原来某些地方政府执行计生政策中很可能存在粗暴、莽撞的行为，比如强制性结扎问题等，现在就可能是违法的，因为我们必须在“知情选择”的前提下进行。

　　-21世纪前40年有两大问题：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20年养老负担重

　　记者：未来的中国人口问题中，那些将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张翼：我认为21世纪前40年在中国人口增长到峰值的过程中，有两大问题：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20年养老负担重。

　　关于前20年的就业问题：关键是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调节就业人口的工资预期和岗位短缺矛盾，建立协调机制。现在我们普及了9年义务制教育，而中专水平、高中水平的人还比较少。最近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大学扩招了，研究生增加了，甚至博士生的年毕业生人数也在增加。但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普遍提高全民的人力资本，在总体上增加学龄青年的受教育年限。让更多的人接受现代教育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现在世界制造业中心往中国转移，就是因为中国有廉价的人力资源。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就比较大。但随制造业技术密集程度的增加，初中以下学历人口的就业能力就比较差了，而受高等教育的人工资预期额比较高，从最近几年的失业人口上可以看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存在着摩擦性失业。如果能够扩张农村高中的招生人数，让绝大多数初中毕业生进入高中或中专学习，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当前农民工的流动压力，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增加中国人的受教育年限，为未来准备丰富而较为廉价的人力资源，并促使那些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向城市转移。

　　后20年的养老问题，由于农村青年人口流动到城市,农村老龄化程度就会增加，另外一方面我国的农村还缺少社会养老机制，解决这个问题难度要比城市大。

　　如果从微观层面讨论家庭的养老问题,那么，由于家庭的逐渐核心化,空巢时期会来得较早,可能45、46岁的中年夫妇就开始进入空巢时期，一直持续到老年。养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是经济供养,第二是精神寄托,第三是家庭劳务。原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来源,但养老金仍然不能够解决家庭的劳务负担问题,也不能解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问题。你如果到过温州，你就知道保姆对空巢老年人的重要性，老人们还要抱怨缺少亲情关系的生活。即使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不是在养老院或老年公寓度过自己的晚年,他们基本都寿终正寝在自己家床上。中国未来老年人的绝对数量是如此之大，单纯依靠社会养老很难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日本现在每年就有40万人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去伺候老人。家庭小型化过程中，我国未来的养老产业将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现在有些人就在盘算老年产业问题，可以说对市场瞅得很准。

　　-现在民工的概念不是农民工，而是在城市里工作的那些被强制赋予了农民身份人的统称

　　记者：近20年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强，未来将呈现哪些特点？

　　张翼：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期的流动，主要讲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季节性的流动，是农民工的游击战。到90年代后期，非国有经济发展了，城市为农村人口在城市谋生提供的空间也扩展了，很多流动者不再流动，而转变为阵地战，在城市扎下了营盘，从而也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自9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也增加了，任何人都有可能流动。北京就存在着一个数量庞大的“漂族”。可以说，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趋势。

　　因为是流动，无法生根，增加的生活成本也很大，而且城市设施对流动人口并不完全开放。比如说他们得为子女的就学交纳很高的教育赞助费。户籍制度还得改，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那些并不公平的配套制度也应该改。2000年、2001年很多大城市把自己的户籍制度改得更为宽松。但现在看来，对人口的城市化作用还不是非常强。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城市的门槛还很高。

　　现在预计，城市化每年会增加一个百分点，现在是36%，到20年后会增加到56%，就有超过7亿的人口在城市生活。那剩余劳动力就必须从农业里面脱离出来，进入到城市，而且农业本身所吸纳的劳动力是很有限的，将来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需要劳动力就越少。

　　记者：现在很多时候，民工的工作岗位比以前来说似乎更适合女性。

　　张翼：以前我们一提起民工就是男性，是扫大街的，是建筑队的，是卖菜的，是干脏累差的活儿的这些人。现在我们要转变对农民工形象的认识。城市服务业的扩大，女性在城市里找工作的机率就比男性多，在珠海、深圳、东莞等地都是这样，女性民工的人数就比男性多，找到工作的容易程度也比男性大。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市场上，女性在城市里面找工作的概率远远大于男性。

　　　在新兴城市里，大量工人来自于农村。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增加了。所以现在民工的概念不是农民工，而是在城市里工作的那些被强制赋予了农民身份人的统称。现在，很多民工就从来没种过地，他们上初中，上技校，或接受其他职业培训，然后通过招工来到了城市。他们根本就不熟悉农活，一旦城市里面找不到工作，回到家后也不会种地。

　　现在，北京有将近300万农民工，上海有350-370万，广东有700万到1000万。男女两性都流动，学历层次在升高，操作技能在强化，这是当前农民工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的最大特征。

　　-录音整理李静

　　作者简历

　　张翼，甘肃静宁人，生于1964年12月，社会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所，任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外文版)、《中国人口科学》、《社会学研究》、《东方》、《读书》、《光明日报》等国家核心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多篇。近期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国有企业的家族化》、《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合著)、《制度变迁与劳动就业》(合著)等。专著和论文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全国人口科学科研成果奖等。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
      订阅短信头条新闻，第一时间获得重大新闻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