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至9月，周恩来应《纽约时报》当时驻南京的记者李勃曼之约，谈了个人的经历及其他一些问题，这是其中个人经历的前一部分：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的祖父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1898年。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35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家境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50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15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20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20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300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100多人。当时，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1923年，国内国共已合作，我与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但没有来得及读完，1924年夏天即返国。

　　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参加北伐。我在1919年认识邓颖超同志，1925年和她结婚。(摘自《历史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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