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文凯

　　□褚静涛(南京大学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7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表示：“两岸‘三通’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只要把两岸‘三通’看作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尽早可以实施，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海峡两岸媒体立即对其中透露出来的重大信息——“三通”问题同政治问题脱钩——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与兴趣。台湾《中国时报》7月9日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更需要三通”，台湾不开放两岸“三通”，就会加速企业外移，台湾经济会更萎缩，台湾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将更加边缘化。而另有媒体则评价说：“现在两岸内部的确存在有利于‘三通’的气氛。”

　　僵持这多么年的两岸“三通”问题，是否在一瞬间迎来了柳暗花明的重大转机时刻？

　　20多年来步履艰难

　　“三通”问题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以来，两岸已经过招多个回合。其间经历1996年台海危机，台湾当局宣布对大陆采取“戒急用忍”政策，再到李登辉1999年抛出“两国论”……两岸关于“三通”问题的谈判一直没有获得一个有利的环境。

　　20多年来，“三通”问题除了在1997年实现了试点直航外，一直没有根本的突破。就算是试点直航，也仅限于福州、厦门与高雄三地的货物船运，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三通”甚为遥远。

　　对于大陆方面来说，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统一的问题，一直都希望借助“三通”问题来促政治问题，要求台湾当局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谈判“三通”。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徐博东教授指出，如果“三通”问题被台湾方面用来突显台湾的“独立事实”与“对等政治实体”等概念，那么大陆绝对不能接受。这个问题在李登辉1999年抛出“两国论”后益发敏感微妙起来。

　　而这恰恰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实独派”和民进党中的“基本教义派”所施展的手法。

　　1991年2月，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其中把“三通”视为大陆必须“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及“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之后的步骤，这其实就是要求大陆“先容许台湾某种程度的独立”，然后才愿意“追求统一”。在这个循环的逻辑里，台湾当局利用政治问题，为自己启动“三通”设置了一个不可能的前提，从而让自己跳出与大陆的“对阵”。

　　这事实上成为大陆寻求“三通”问题突破的一个难点。

　　“博弈第三方”带来转机

　　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往来迅速发展，台湾工商界成为“三通”问题的“博弈第三方”，问题的转机出现了。

　　2001年两岸贸易总额达到323亿美元，其中台湾向大陆出口273亿美元，台湾已成为全球最依赖大陆市场的地区。同时台商赴大陆的投资还在大幅提升，大陆批准台资项目已达4196家，协议金额69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总金额估计超过1000亿美元。

　　而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142个成员中，只有台湾海峡两岸没有通航。这在两个方面阻碍了台商在大陆投资获益最大化：一是两岸由于无法直航需要绕道第三地(主要是港澳)而增加的运输成本高达128亿港元；二是按照台湾当局的限制，台湾仍然有不少高精尖行业同时也是高赢利行业无法前往大陆投资设厂，而欧美日等国的资本和技术却纷纷抓住时机在大陆市场上“跑马圈地”，台湾同行的优势反成劣势。

　　对此，台湾工商界心急如焚，纷纷表示两岸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实现“三通”是必然之势，对于台湾当局回避“三通”问题的做法深表不满。

　　2002年5月，长荣集团总裁、陈水扁竞选的最大“金主”张荣发无论陈水扁如何挽留，还是辞去“总统府资政”，并将自己旗下船队的一半移往英国和意大利注册，表面上说是要开拓欧洲市场，其实是要绕开台湾的政治干扰，保障自己在大陆的投资，并对陈水扁回避“三通”、僵化两岸经贸、扼杀企业商机的做法表示不满。

　　台积电总裁张忠谋、联华电子总裁曹兴诚以及台塑集团总裁王永庆也多次表达希望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及早明朗化。而曾经一度鼓吹“戒急用忍”的东元集团董事长黄茂雄则于2002年6月兵分三路，全力进军大陆市场了。

　　在博弈第三方的强势介入下，台湾当局在“三通”问题上的压力空前增大。

　　陈水扁的两难

　　事实上，陈水扁对“三通”问题的着眼点，已经放在了是否有利于他的竞选连任上。

　　在其上台伊始，台湾岛内的经济局势已不容乐观，在这两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台湾引以为豪的资讯电子产业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负2%。

　　在这样的局面下，陈水扁也很清楚只有借助大陆的市场，才能振兴岛内经济。但他在本质上主张“台独”，对于“三通”，他认为有利于统一而加以拒绝。不过随着经济振兴压力的增大，以及工商界越来越强烈的“三通”要求，陈水扁必须要为自己的竞选连任保证票源，而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动作以顺应民意。

　　2001年11月，台湾“行政院”松绑“戒急用忍”政策，而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代之。随即台湾的半导体行业迅速掀起了前往大陆投资的热潮。

　　2002年5月，陈水扁在金门进一步表示：“两岸‘三通’可以考虑透过民间、委托民间协助推动两岸通航谈判事宜。”这算是对钱其琛在1月份关于“由两岸民间行业组织就通航问题进行协商”讲话的一个回应。当时岛内对陈水扁的这一表态反响相当大，以至于在随后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显示，有72%的人认为本届台湾政府能够实现“三通”。

　　但很快陈水扁又放话表示，他在第一任期内不能有“三通”作为，因为受制于连任考虑，一旦连任，下任期会在两岸关系上有新动作。这显示他不能在“三通”问题上走很远，他因为竞选连任的中心任务而受制于另一股力量，即李登辉及民进党内“基本教义派”的压力。5月18日，就在陈水扁金门表态后不久，激进主张“台独”的台联党几乎就逼陈水扁不得不在“统”“独”立场上作出表态。这派人数目虽然不多，但能量不小。对于陈水扁来说，也是得罪不起、更不愿失去的铁票。

　　而且在激进“台独”势力的压力下，陈水扁政府于6月17日指派台湾“警政署”调动庞大警力，对岛内500家大企业进行情报收集、布建工作。调查范围包括台商是否支持“三通”、在大陆投资情形、有无遭中资介入、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是否影响“国家”安全，甚至将积极推动“三通”的王永庆、高清愿定为首要监控目标。

　　徐博东教授指出，工商界和激进台独势力是陈水扁力图双双保全的票源，以至于他在双方要求的立场上左右摇摆，力求平衡，但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工商界的影响力占到了上风。

　　双方对利益的考量出现重合

　　长期以来“三通”问题的困境、近来台湾岛内工商界人士的情绪与态度以及陈水扁个人对“三通”问题的考量，事实上构成了钱其琛表态“三通”问题可以不涉及政治含义的背景。

　　从历史的角度讲，“三通”问题发展到今天，有了最有利的环境；从现实的角度讲，三方对利益的考量有了最大量的重合。

　　钱副总理的讲话是代表大陆表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三通”问题由民间来谈，政府不出面、不插手；二是在谈判过程中，大陆方面不会提出任何政治要求。

　　对于大陆来说，实现“三通”就是一个胜利。对于台湾工商界来说，则更是有现实的利益在眼前：不仅可以节约巨额的运输成本，使大企业受益，而且可以解决台湾底层的失业问题。大批台商赴大陆投资，龙头企业一去，上下游产业便跟进，客观上导致部分底层劳工失业。但如果两岸“三通”后，因运输成本降低，一些配套企业根本没有必要再到大陆投资设厂，将给底层劳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据台“经济部”刚完成的调查报告显示，“三通”后，不论大企业或中型企业，都有超过两成的企业将继续增加对台湾的投资。

　　两岸直航，从台湾坐船到福建的费用十分低廉，广大台湾底层民众还可以到大陆找工作，几百万大陆游客的到来，也将为台湾提供10万个就业机会。

　　失业问题的解决对于陈水扁呈现政绩也是有利的，而这只是“三通”促进岛内经济的一个方面。其实陈水扁早已看到“三通”对其竞选连任的作用，只是基于激进“台独”势力的压力，不肯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犹豫不决，左右摇摆。如今钱其琛的讲话提出“三通”问题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显然可以替他卸去这个包袱。

　　至于台湾岛的安全问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范希周教授指出，那只是台湾当局回避“三通”问题的一个借口，事实上，在“三通”的情形下，台湾建立保证自己安全的系统和机制是完全可能的，台湾方面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减损双方共同利益的因素。

　　短期内“三通”问题会有突破吗？

　　7月8日，正在非洲的陈水扁对钱其琛有关“三通”的讲话作出回应，他说：“两岸谈判‘三通’，不能有预设条件。”这似乎跟他过去的态度与论调并无两样。

　　范希周教授分析说：“这仍然只是陈水扁在政治上的一个调子，现在要让台湾当局改变政治上的立场是困难的。所以对于钱其琛的讲话，台湾当局不可能给出一个高调的正面回应。但大陆已经通过这个讲话将球踢给了陈水扁，他不可能再借过去的旧调进行事实上的回避，他必须要有所动作以给台湾有所期待的民众一个交代。所以陈水扁的回应内容并不意外，关键是看他们的动作。”

　　那他们的动作又将会怎样呢？

　　范希周的观点是，短期内台湾当局会作出一些诸如资金管制、通关入境等政策上的调整，不过步幅不会大，节奏不会快，但会具有可接连性。6月3日，“陆委会”蔡英文等人确定，将在3个月内以专案实施澎湖至厦门的“小三通”。但至于在“大三通”问题上是否将有更进一步的积极动作，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今年11月份要在“立法院”完成三读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这一修正草案是在野的国民党提出来的，其内容是要修改某些阻碍“三通”的条款，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虽然事实上“三通”已经成为岛内跨党派的共识，但不同党派对于具体何时修、如何修、修多大幅度等问题仍有分歧。虽然国民党希望尽快通过修正案，但由于民进党已经在“立法院”形成了占微弱多数的策略联盟，所以最终可能左右修正案是否会在年底通过。而在修正案通过之前，受现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制约，台湾当局不可能在“三通”问题上有大动作。

　　第二个因素是选举因素。考虑到台湾现在的台北、高雄两市选举和后面的“总统”竞选，两岸“三通”问题很有可能仍然被当作政治话题来炒作，那样便会导致这个大陆希望成为单纯经贸问题的议题重新政治化，从而增加其解决的难度。

　　值得注意的还有美国的态度和动作。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唐耐心在最新一期《华盛顿季刊》撰文指出，两岸经济上逐渐融为一体，双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甚至可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如果美国坐视不管，台湾早晚会被中国大陆吞并掉。

　　为此，2001年11月，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包可仕在参议院提出“2001年美国台湾自由贸易协定法”，要求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可以与台湾签订美台自由贸易协定(FTA)；2002年初，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开始调查美台如果签署FTA对美国可能产生的冲击，摆出一副跟中国大陆争夺台湾的架势。

　　近一个月来，美国西北区四大商会支持台美签署FTA。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发表社论：“虽然两岸经济一体化看来不可避免，但FTA可以缓冲这个进程。这项双边协议实质上是为了开辟对华新战场，使中国大陆为了应付美台挑战而疲于奔命。”

　　而4月11日，陈水扁在会见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阿尔唐纳斯时也说：“为避免中国大陆的磁吸作用，台美日三方有必要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才能确保彼此的共同利益。”台湾当局通过多种渠道展开游说活动，并针对9000多项农工产品进行检讨，为全面降低关税以符合美国要求做准备。

　　因而美台之间会否最终建立起自由贸易区，以减低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转移台湾工商界的投资重点，从而釜底抽薪地解决“三通”问题的压力，也同样会成为影响“三通”进程的一个因素。不过它短期内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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