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春7月12日电(记者鲍盛华公磊) 前不久，头一天还在开会安排工作的首钢吉林柴油机厂厂长郝晶祥，第二天却没来上班，第三天，第四天……“厂长跑了！”职工们回过神来。副厂长周柏寒临危受命，成了这个厂1994年以来的第八任厂长。

　　面对郝晶祥的不辞而别，职工们反而很冷静，他们说，处于这样“三不管”体制下的企业，人家要是不跑，那才是怪事呢，平均一年换一个厂长，这是工厂的“命儿”。有关专家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行为方式仍然在影响着国企改革，国企“体制脱困”问题已经变得十分尖锐。

　　首钢吉林柴油机厂原是大二型国有军工企业，目前有在职职工3000多人。从1994年到2000年，企业共更换了6位厂长，平均每年一位。新华网在2000年末以《这家国企缘何频繁换厂长》为题，报道了工厂在上级的干预下，走马灯似的换厂长，造成企业深陷困境的状况。没想到不到两年，又有两人先后坐上厂长的“交椅”。

　　郝晶祥，原是主管人事的副厂长，2000年任厂长时刚刚38岁，正在攻读硕士研究生。上任后，郝晶祥雄心勃勃，千方百计想把企业从困境中拉出来。他果然不负重望，通过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取到了一些新的市场。他还试图解开企业办社会的难题，在省里投入500万元进行支持的基础上，把采暧和用电全部转交给地方。为了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郝晶祥在任期内举办了中层干部工商管理培训班，聘请知名教授、学者授课，集中学习现代生产管理、管理经济学等8个专题的现代管理知识，被职工们称为企业的“新气象”。去年，工厂实际亏损3600万元，比首钢下达的亏损指标少了1400万元。在这个总负债已经高达4亿元，资产负债率超过300%的企业里，职工工资在这一年间没有发生新的拖欠。

　　本应是踌躇满志的时候，郝晶祥何以主动“出走”？

　　据企业一位内部人士讲，在今年初召开的职代会上，郝晶祥谈了企业目前面临的六大难题，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体制的弊端严重制约了工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对此，离休干部朱希臣分析说：“1994年到现在，一年一个厂长，已经上了8个，说厂长无能，难道这8个人都无能吗？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体制问题。”

　　“企业目前处在‘三不管’的状态下，有了什么动利益的事，就会发生扯皮。”原企业法律顾问室主任李凤昕说。据李凤昕介绍，首钢吉林柴油机厂两三年前就已经向上级申报破产了，但最后一测算，企业破产成本高昂，要有2亿多元的财政兜底才能实现。一听要动钱了，各部门全都“向后转”，包袱太大，没人愿意背。

　　据了解，尽管郝晶祥雄心勃勃地想把企业搞好，但他做的很多事得不到支持。据一位内部人士讲，尽管这几年企业也进行了一些体制方面的改革，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完善，经常有上级部门和个别领导横加干涉和指责。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教授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时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一些国有企业在体制上、运行机制上仍然没有实现质的转变，比起国企经营三年脱困来，现在国有企业的“体制脱困”显得更加迫在眉睫。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自主权，想多干点事的国有企业厂长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扯皮也使个别国有企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发展方向、体制都不能僵化，要符合提高效率原则进行深入地改革，那样才能使国有企业获得持久发展。”徐传谌说。

　　据首钢吉林柴油机厂的一位中层干部透露，如今，这个厂主要靠“卖企业”活着，工厂开销很多要靠卖设备和土地。如今，南岭分厂、煤厂、专用线、动力分厂的设备和土地都已经卖掉了。

　　在首钢吉林柴油机厂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到处堆放着一些水暧管道和废品，一片狼籍。记者多次联系新任厂长希望能进行采访，但办公人员都说“没有时间”，打听郝晶祥的“下落”，也没有人知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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