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不少私营企业主积极竞选村委会主任。义乌市民政局干部称，“老板村官”现象在 该市已十分普遍。瑞安市上望办事处上个月的统计表明，几十个村刚选出的村委会的成员，30%是办厂、经商者。

　　这些私企业主何以热衷竞选“村官”？他们以何种手段竞选？村民们为什么选择了他们？如何看待村民自治中这一新 动向？

　　捐资10万元竞选“村官”

　　“我正忙着处理和邻村的地界纠纷，请过两小时再来。”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主任杨保伟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当记者如约来到杨家时，他刚满头大汗地回来，递上的名片上印着“杨力制笔厂厂长”。

　　3个月前，38岁的杨保伟通过竞选当上村委会主任，成为上杨村村政的核心人物。竞选时，他敲锣打鼓地在村里贴 出10多张承诺书，言明如当选则做3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3 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村老年协会；努力为群众服务。

　　在经济上有实力，但始终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杨保伟，如同一匹“黑马”，闯入村民们的视线。在义乌市民政局主管 乡村选举的干部看来，杨为其他村民缴纳农业税的宣传是不合适的，因为缴纳农业税是每个农民的义务。但是，把为公益事业 出钱作为参选承诺，是不应该禁止的。

　　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也相当于五六个公务员一年的薪水。

　　10万元，对杨而言也不是一个不关痛痒的数目。他说，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能为 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自己在掏出这笔钱的时候，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不在乎”。再说，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村 官”琐事太多，不可能不影响生意。如果可以量化的话，杨估计干3年“村官”要付出的成本是40万元。

　　他为什么舍得花10万元捐资竞选呢？又能得到什么呢？

　　为什么愿意捐这笔钱

　　对自己参选的动机，杨保伟解释说是一时冲动，别人利用他的傲气激了他。

　　显然，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解释过于牵强。

　　记者听杨保伟漫谈过去的村政、自己的理想，对他捐资参选的真正原因逐渐清晰起来。

　　上杨村临近市区，可谓寸土寸金，800余户的村庄宅基地异常吃紧，有钱也没地方盖房子，村里有130户人家做 制笔生意，厂房和民用住房混在一起。杨虽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但父母和儿子睡觉的地方都不容易安排。跟他做外贸的外商 朋友，看到他家中这种状况，差点影响了生意。在此情况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规划新村，整体搬迁到别处。但是，个别在村政 中拥有发言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同意新村规划的建议。

　　杨从这一件事情上感到，“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合法谋取权益”。

　　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促动杨拿出10万元。

　　杨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排头兵，由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他的新产品被克隆是经常的事。自己损失很大，仿冒的人 也挣不了大钱。他想，要是当了村主任，“有了发言权”，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技术创新、致富挣大钱。一位制笔的村民说： “假如这个想法实施了，杨保伟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杨保伟还有政治上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谋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他的祖祖辈辈都是 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从来没有“出人头地”过。而村主任，在村里绝对是有脸面的人物。杨说，他不是冲着这个虚荣 来的，但也不否认自己渴望这样的光荣。

　　和杨保伟一样，距离上杨村不到10公里的义乌市廿三里镇华溪村的村委会主任虞廷顺，也是做笔生意的，也在换届 中捐资10万元竞选，并如愿当选村主任。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说，在义乌，公开承诺出钱为村里办公益事业后当选村主任的小老板并非个别。因考虑到 “出钱”承诺的敏感，也有选择“办实事”的，如“村里的军属优抚款由我来承担”，“为老年协会买生活用品”，“为学校 买学习用具”等承诺。

　　“对捐资现象，以前我们没有在意，但今年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有个明确态度了。我们请示了市委，最 后一致认为这不是贿选。基于此，我们所持的态度是：不提倡，不反对。”蒋守训说。

　　根据蒋守训的了解，在浙江、福建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都有老板捐资参选的事。

　　村民为何选择了他们

　　竞选“村官”渗入经济手段，是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负责指导的有关职能部门对这种现 象持何态度？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需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 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担心也没必要。

　　有三点看法是明确的：一是这一行为没有违法，因为相关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二是村民自治是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许多问题需要探索。三是依法选举，竞选者如何代表农民的利益，又如何为群众服务，都需要进行制度探索。

　　那么，上杨村民的选票是否就是冲着10万元的捐赠来的呢？在上杨这个年销售额近亿元的村庄，受访的村民一般都 用不以为然的表情否定了记者的疑问。

　　据称，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发展制笔业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穷的人家也有四五万元存款。只要肯劳动，没有 过不好日子的人家。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杨保伟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反响就没有外界想 像的那么大了。一个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一张选票！我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干，村里发展会快起 来。”

　　但是，当人们把视线投到更广的范围时，不得不承认会有那么一些人可能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通过不正常的手段寻 求实现个人政治价值的途径。

　　用好监督权和罢免权

　　事实上，在浙江发达农村，一些“老板能人”竞选“村官”时，把他们纯熟使用的经济手段掺和进选举过程，使村委 会选举经常出现白热化场面。

　　“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的富裕群体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自治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农村问题专家 党国英说。

　　在义乌长期研究村委会民主选举的蒋守训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处在于规范选举行为，创造公正、公平的选举 竞争环境。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上半年结束的全市村委会选举中，义乌市推出了不少新举措：

　　一、废除流动票箱，85%以上的村设公开投票站和秘密写票处。

　　二、规范承诺内容。捐款就是捐赠，不能以押金形式出现；捐赠必须给村举办公益性事业，不能具体到人；承诺书内 容不得违反政策法规，不得攻击诽谤他人；重在把握候选人素质，对不法分子和违法违纪者，捐赠再多也要引导村民不投他的 票。

　　三、积极创造公正、公平的竞选条件和时机，坚持查处公开贿选行为。民政部门组织候选人发表治村演说，村选举委 员会公开设立竞选栏，上级政府组织候选人集中进行告诫谈话。

　　“关键要让选民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选谁不选谁的决定权，完全归选民自身。只要这一条做好了就成。至于谁当选 ，不用操这个闲心。”蒋守训说。

　　政府其实不可能“不操闲心”。为了确保村民依法自治，义乌市着重抓了四方面工作：抓好村委会干部依法治村素质 培训。今年的选举结束后，“村官”们普遍接受了市、镇两级举办的3天培训。严格按照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凡村委会确定重 大事项，必须先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坚持村务公开制度和镇、街道联管村委会财务制度，加大村民的监督力度。建立村 委会责任与奖金挂钩的考核制。

　　“那些没有当过‘村官’的老板，通过培训和制度规范，一般都能小心翼翼地学会‘当官’。”蒋守训说。事实上， 记者接触到的“老板村官”们的普遍心态是：当上“村官”既是荣耀，更是责任；既有权力，也有约束。

　　村民自治制度还赋予了村民监督权、罢免权，以确保村民可以通过合法渠道纠正可能出现的问题。

　　用瑞安市北隅村新当选的村委会副主任刘德龙的话说，“村官”办事不仅要办好，还要办得光明磊落。“办事不光彩 ，想捞一点好处，群众不会放过！”“你能否连任，能否不被罢免，是直接建立在老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的基础上的 。”

　　两年前，义乌市曾经罢免了4个村委会主任。谈起那些罢免的场面，一些“村官”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许多新从 政的“老板村官”感叹说：“破点财没关系，这张脸丢不起。”

　　农民致富需要热心能人

　　党国英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 民对民主自治有强烈的需求，也有较高的民主素质。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裕群体对民主自治的需求应该更强烈。他们拥有的资 源和能力使其有参与村民自治的愿望；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村民自治环境来降低不确定性。

　　蒋守训认为，老板参选的目的，荣誉多于实惠。比较而言，想通过当“村官”捞一把的人很少。毕竟，他们经商可能 会赚更多的钱。在他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竞选“村官”，至少应该看到他们有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只要选举程序合法 ，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合法地结合在一起，不失为一种“双赢”思路。

　　“应大胆起用农村先富起来的能人。”农村问题专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最近这样大胆地呼吁。俞在调 查中发现，农村的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需要能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民的增收致 富，需要先富起来的能人带领。

　　他认为，这些在市场经济中领先一步、胜人一筹的能人，代表了农村社会先进的生产力，是我们党“富民政策”的带 头实践者，是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这些人参与村民自治，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有利于改 善干群关系。

　　(原载《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作者：新华社记者张奇志)

   热力推荐三星 三菱 松下手机图片专区，最炫、最酷、最流行！
      新浪手机图片每天增加上百幅，下载最新图片送数码相机钻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