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杀的贪官已经够多了，位高如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可是反腐败的形势依然很严峻，贪官之头如韭，割复生，现在犯罪分子的职级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群众对此很不满意。更有甚者，两个中学生绑票杀人却自认为是反腐败。

　　反腐败我们究竟应该指望什么？我们不能够指望佐罗式的英雄出现，因为那代表私刑和虐杀，与现代法治社会格格不入；另外，佐罗也不是总值得信任的，历史上以杀贪官起家的中国佐罗们，如李自成，不也是进京后未能经受得了物质的诱惑吗？

　　私刑不能指望，我们能指望公刑，用法庭对死刑的宣判来为我们创立一个廉洁的社会吗？也不能，单从杀贪官这一点上我们国家的恐怕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经济犯罪废除了死刑，但那些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他们的腐败也不比我们为甚。看样子，杀，并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只有杀也不会使民众感到社会风气的好转，我认为，反腐败不在于用刑之重，而在于违法后处罚的不可避免。这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我们的法律尚有不完备处，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强调的是利益和行为的直接挂钩，将行为的直接功利性作为构成此罪的要件，对于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式的感情投资，则处置乏力，于是很多人遂化整为零，以宴请和小额馈赠方式，长期投资，既让对方得利，又不让对方冒风险，两厢情愿，各得其所，受损的只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于是，腐败也就堂而皇之地无害化了。而这种无害只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依然是不折不扣的腐败。

　　现实中违法必究也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如，一些监督部门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奉行水至清则无鱼的思想，抓大放小，对于一些普遍性的不当行为睁一只眼闭一点眼(如烟酒不计入腐败总额)。反腐败搞了这么多年，大贪抓了不少，但一系列看上去不那么恶劣的腐败行为，照样大行其道，酒店里照样花天酒地；形成了反腐成果年年有，群众依然不满意的局面。我国司法实践中侧重打击鲸吞式腐败，而对蚕食式的腐败打击不够，对于吃喝泡澡拿土特产式的腐败，官员们自认为小事一桩无关大节，但被广大群众看在眼里骂在心中，进而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毒化了社会风气。应该说违法必究没有落到实处，使一些腐败行为有了滋生的沃土。

　　以上立法和执法上的问题，使得腐败者有虚妄的安全感，认为只要不成千上万地拿到口袋里就不叫腐败；拿一些土特产，接受宴请等等，无疑又是在群众中所日常感知并深恶痛绝的事。因此，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一日不绝，国家就是杀再多的贪官，也难以让群众相信这是个廉洁的社会。

　　收土特产和收受上万元现金，对品德的损害来讲只是量上不同并无质的区别，在小事上自我要求不严的人，更易于有恶劣的腐败行为。所以，我感到反腐败要从群众身边感知到的事抓起，一旦有这些行为就予以严厉的处罚。以处罚的不可避免而使人望而却步。因此，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确立官员俸禄之外皆非法的观念，确立官员的操守准则，从制度上，不给腐败留一点空间；在执行上，不给违规者一点侥幸；有一句古语，及时缝一针顶上事后的十针，而我想这对反腐败也适用，及时的一个处分，顶上事后的杀头。违规后处罚的不可避免，这就是反腐败良策。否则，刑场上枪响频频而酒店里官员们歌舞升平，群众依然不愿相信社会是廉洁的，此时重刑又有什么用！

　　邹云翔　江苏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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