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静宇 黄培昭

　　50年前的7月23日，以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因不堪忍受法鲁克王朝的昏聩统治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盘剥压榨，率众揭竿而起，一举推翻了腐败的法鲁克王朝。

　　这场兵不血刃的革命，连同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标志着尼罗河畔这个古老国家的新生，也吹响了亚非大陆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族独立运动的号角，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来临之际，埃及驻华大使阿里·胡萨姆丁·希夫尼先生(见图)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这是一场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意义上的革命，它奠定了国家复兴的基石，使埃及从此走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希夫尼大使语气中透着掩饰不住的自豪和兴奋。“7·23革命的影响远非仅仅限于那个时代。摆脱了封建王朝和殖民桎梏的埃及，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成为今天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埃及三代领导人和埃及人民艰苦努力的结果。”

　　希夫尼在介绍埃及独立50年来取得的重大外交成就时说，埃及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通要津，地缘和战略地位凸显，加之这里又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各种文化的火花竞相在此碰撞、交融和闪烁，这决定了埃及在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中独特而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埃及致力于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在阿拉伯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现为非洲联盟)、77国集团等机构和组织中表现活跃，发挥了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

　　希夫尼深有感触地回顾说：“埃及半个世纪所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是7·23革命的继续和延伸，具体地说，是纳赛尔总统发动了革命，萨达特总统发扬了革命，穆巴拉克总统发展和创新了革命。”

　　希夫尼说，非常有趣的是，中国和埃及的发展历程有着颇多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中国在1949年赢得革命的胜利，埃及比中国晚三年取得革命的成功，在时间上相差不远。中国有三代领导人，埃及也是一样。而且，两国的三代领导人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遗余力地进行探索和实践，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创新。就中国而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实施经济改革，而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则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不但在经济上率领12亿多中国人民共奔小康，而且在理论上对革命的内涵进行卓有成效的丰富和深化。

　　“近20年来，埃中两国领导人都从战略高度出发，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把发展经济放在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又是一个相同点。”希夫尼的一席话让我们连连点头，深有同感，并暗暗佩服他分析得深刻入微。

　　的确，中国和埃及虽远隔千山万水，却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类文明古国。1956年中埃建交，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非洲国家。半个世纪以来，中埃两国在风云动荡变幻的国际事务中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同情和支持，结下了深厚和牢固的友谊。两国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高层互访不断，尤其是在江泽民主席和穆巴拉克总统的亲自关怀下，两国于1999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将两国关系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近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得到长足的发展，贸易额保持逐年攀升的良好势头，合作前景越来越广阔。实践证明，中埃关系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历久弥坚，称得上国家关系的典范。人们有理由相信，双方众多的相似和共同点，将使中埃两国的友谊之花绽放得愈加鲜艳和灿烂。

　　当谈到中东问题时，希夫尼说，埃及不但20多年前就与以色列化干戈为玉帛，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而且长期不懈地为调解巴以冲突、阿以冲突、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而努力。埃及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敦促巴以早日息暴复谈、地区早日实现和平而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人民日报》(2002年07月22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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