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长安县行政区的样子颇像一只绵羊,西安市(城郊六区)则是这只“绵羊”背上驮着的一件东西,按比例只有这只“羊”的一半大。西安市现在的城区面积为844平方公里,而长安县的面积是1578平方公里。7月20日,有关方面向公众正式宣布:“陕西省人民政府日前批准了西安市《关于撤销长安县设立长安区的请示》,同意撤销长安县设立西安市长安区,其行政区域和区政府驻地不变。”长安县政府办工作人员说,成立后的“长安区”也将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区”。
设区的好处
这两天,长安县城里一个做牌匾刻公章的印社老板刘伟内心充满希望:他和父亲去年买进了大量制作单位大门竖牌的桐木板,储备量达1500块,远远超出一般作坊的储藏。撤县设区后,只要各单位展开换牌的大潮,不愁没有生意做。一个大牌子的利润在50元左右,一枚50元的公章利润可以达到20元。据刘伟粗略估计,全长安县需要更换的公章不下几万枚,这对像刘伟这样做刻牌刻章的生意人来说,无疑是“天赐财源”。而这些只是撤县设区的“副产品”,其长期的影响和效益远不止于此。
长安设区,就可“借”西安的“光”,也就是无形资产。长安县政府办副主任周进社说,以前长安县对外招商的宣传资料上只能写“陕西省长安县”,现在可以写“西安市长安区”,对外界而言,西安有名还是长安有名?它给长安招商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
以位置而言,长安县城所在地距钟楼不到9公里,其实比西安东郊的灞桥区政府所在地离城市中心还要近,而且西安的城市重心正在逐渐南移,从长安县乘车,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繁华地带的小寨。
被人称为西安“后花园”的长安县,县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比例为4:6,正将经济逐渐向旅游业、教育产业、房地产业、高科技产业转移,建设“一带九园”。这两年,长安县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秦岭北麓遍布的旅游点度假村、到处建设的大学园区、沿山大兴土木的别墅区以及长安科技产业园。撤县设区,对这些产业大有好处。
“升级”的代价
再回到换牌匾和公章的问题,对作坊来说是一笔财源,但对政府来说却是一项支出,最终要由纳税人承担。最急迫的是文件的文头,如果哪个单位印了过多的文件文头,到时都得作废。长安区在正式挂牌时还要举行庆典仪式,有关方面估计需要的费用200万元挡不住。长安县城里,不少政府机关已在为原来旧的外墙贴瓷砖,届时将表现出“新的形象”。
这都是“成长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而令长安县政府部门更为操心的还有一系列“政府事权”问题。
所谓“事权”,简单说就是政府权力。县拥有比区相对更独立的权力,最主要的是财权和地权。财政收入中包括农业及工商业税收、土地出让金(卖地钱)和一些基金的收入。改为区后,市上要管怎么花钱,要过问支出方向,用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说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钱少了,但向市上要钱也比过去方便了。”
此外,许多政府部门都会受到影响,许多原来长安县里就有权决定的事,也许今后要拿到市里去办,老百姓可能要多跑西安几趟盖公章了。
实际上,现在长安县设区的最后批文仍未下来,省政府批了,西安市政府的最后手续没有走完。而长安县仍在和西安市就政府事权问题进行最后商讨:是完全采取西安其他区的模式,还是保留长安区的独立运作一个时期,现在都未有最后结果。此结果涉及长安县众多政府机关的命运。比如,长安县公安局今后要成为“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原来的交警队是继续归长安分局管,还是被西安市交警支队收编为“十二大队?”原来的县人大改为区人大后,区领导的产生程序和原来一样,只不过是由区人大来完成。但是,有四五个镇可能要转成街道办事处,按人大组织法,街道办就不再有人大,原来这些地方的乡镇人大机构及代表就不复存在。不过,它们可以获得相应的区人大代表名额的增加。
长安人“终于进城了”
长安县公安局提供的数字显示,现在长安县近90万人口中,非农业户口的人数为10万,应该说不多。县公安局一位领导说,长安县设区后,农民也不能一下子都转成城市户口,得有一个过程。不过,现在的长安县跃动着一种进入城市的喜悦。一位长安县政府工作人员说:“总算进了西安城了”。
县和区实际上仅仅是两种行政区划的概念,然而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城市,在人们心中的差别就是这么大。几位长安县商场里经营首饰的女营业员对记者说:“设区了,服务态度就得向西安城里看齐”。
最操心的也许是政府机关里的公务员。在中国的政府分级中,区比县高半级,公务员系列中县长是正处级,区长是副厅级。按理说,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要原地提一级。不过,有的机构“事权”被收到市上,而且公务员工资由当地财政自筹,地方没有钱,升级也不一定能涨工资。
成为区了,长安县人也要求按西安市民对待,在上学、就业、迁移方面要享受和西安其他各区老百姓同等待遇。以“小灵通”为例,在长安县的电信营业厅里,西安的小灵通赠360元话费,长安县的小灵通只赠168元话费(月租费比西安便宜),由长安打往西安的电话仍是0.40元/分钟,一个长安县人说:“什么时候长安县往西安打电话也是两角钱呀?”
临潼1997年成为西安的一个区,而其境内的兵马俑华清池等景点收益权被收到省市两级,临潼是“近水楼台未得月”,地方与上级之间客观地说存在一些利益划分问题。
省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胡义成说:“社会改革中总难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个别人、个别地区和群体在一定阶段可能要有一些付出和牺牲,但这一切只要有利于整体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就可以说是合理的,因为社会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发展。”
胡义成说,长安的撤县设区,实际上是关中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整体体现;长安进入西安,对于合理配置资源、扩大西安可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建设大西安以及关中城市带,都是利大于弊的事。
“城市化,从目前来看,似乎是农村人口增加收入的捷径。”胡义成为长安县“升级”为长安区作出了最令人乐观的注解。(本报记者 尹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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