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至17日，本报连续报道了西安市临潼区公路管理站陈永明等3名执法人员的丑行：他们以罚款为名，接受被罚款者的资助，出入不健康娱乐场所，与“三陪女”鬼混。曝光后，西安市公安临潼分局马上展开调查，将嫖娼事实证据确凿的陈永明拘留，“金色时代”歌厅被查封。此案暴露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深思。

　　昨日记者到临潼采访，竟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这3个人太‘瓜’了，为啥和车主一起去耍？把钱落下自己去谁能知道？《华商报》的记者再厉害也没办法！” 记者不禁叹息，深为某些人从媒体的舆论监督中得出这样的“经验教训”感到悲哀。舆论监督的目的本来是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披露后得以解决，以利于工作的开展，同时为某些意欲为非作歹的人提供“前车之鉴”。但仔细想一下，有些事实确如此类人所言，如果陈永明等私下把钱收了，自己去寻欢作乐，那么一切都只能“天知、地知、‘小姐’知”，一桩“性索贿”化于无形，陈永明等人说不定今天依然在路上等着下一个“周先生”上钩。

　　由此看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也很有限，陈永明等人的“道德自律”更是靠不住的。那么，谁来监管他们的“性索贿”行为呢？采取什么措施来监管他们呢？一个腐败分子一开口就厚着脸皮要求“耍一下”，公然索要“性贿赂”，想必不是第一次了，从陈永明等进出“金色时代”的熟练程度来看，也不是第一次了。这种利用党和政府给予的权力而提出的特殊要求，从第一次“性索贿”到“翻把”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时间无从查起，但在此期间究竟哪个部门哪个人对他们实施监督了？有关部门是否担负起“爱护干部”的职责了？

　　不可能指望陈永明等人把“三陪女”主动上交到“廉政账户”上去；更不能等着媒体把问题暴露出来后才开始注意，然后在各种关系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均衡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会令人民群众对反腐工作失望寒心。如果有关部门对这类人不严肃处理，很难说不会有更多的陈永明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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