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西安7月23日电(记者边江)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有个中外闻名的子长县--她是为纪念革命先烈谢子长，1942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原“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是一块充满革命浪漫色彩的热土，曾经有过光明与黑暗的生死决斗，有过正义与邪恶的反复较量，终于以光明和正义赢得胜利而载入史册。

　　2002年7月12日，子长县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奇迹：该县建设煤矿因暴雨山洪而被困井下的9名矿工，在经历了200个小时的生死抗争和多方抢救之后，全部生还。救助者和自助者共同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生命赞歌，也创造了矿难救护史上的奇迹。记者因当时正在陕北采访抗洪救灾，有幸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在第一时间(早晨8点左右)赶赴抢救现场，并通过手机和新华网对9名矿工获救进行全程即时报道的新闻记者。

　　这一天，是子长县激情燃烧的一刻：被救者激动、感激之情难以抑制；救助者为经历了8天8夜契而不舍的艰难营救终获成功而涕泪横流；全县人民都为9名矿工的生还而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记者置身现场也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亲身感受了生命的伟大与尊严……

　　记者连日沉浸在这次采访报道的亢奋之中，和同事们多次聊起采访中的一些故事，大家说何不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个题目：激情燃烧的时刻。

　　两退机票赴子长当机立断奔现场

　　记者是7月11日深夜11点才赶到子长县的。记者此次陕北之行，原本没有到子长的打算。

　　7月8日，我由西安出发，前往榆林市府谷县完成分社布置的一项采访任务，任务完成后，第三天赶回榆林市，买好11日上午9时40分的机票，准备飞返西安。11日上午，突然得到的一个新的线索，我赶去榆林市公安局采访，耽误了乘机时间，只好退了上午的机票，改签当日下午4点50起飞的机票。下午3点多，分社业务值班的采编室副主任白林又打来紧急电话，说分社决定对陕南、陕北前段发生暴雨水灾之后的救灾和重建等方面情况进行一次回访，要求我立即赶赴陕北灾情较重的榆林市清涧县和延安市子长县去了解情况。于是我只好第二次退机票。

　　事有凑巧。本来我这次去榆林是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协助采访的，他们准备派车送我去机场，但因上午在市公安局采访，局里主动提出由他们派车送我去机场。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市公安局局长杨勇和政委刘生祥非常干脆地说：“你有紧急任务，我们这辆车就交给你使用，听你指挥，什么时候完成任务再让车回来。”这令我十分感动。后来，也正是这辆警车，帮了我的大忙！

　　当天下午4点半，我和公安局派来的司机张榆林同志一道，乘“陕0A 6639”号警车赶往清涧县。在清涧县的采访很顺利。当晚11点多，我们就到了子长县，住在因前几天被漫进洪水刚刚恢复营业的县政府招待所(对外挂的牌子是“子长县瓦窑堡宾馆”)。第二天，即7月12日早晨7点40分左右，我们在县招待所餐厅刚吃完早饭，正准备外出采访，忽然看到几个人神色匆匆地互相招呼着说：“井下有消息了，人可能都还活着！”“快走！”几个人边说边往院子里停着的汽车跟前跑。--“莫非是建设煤矿被困矿工的事？”因为这几个同志乘坐的两辆车中，有一辆喷有“煤矿安全监察”标志，另一辆上车的人听说是县煤炭局长。

　　“跟上，去看看！”职业的敏感使我当即作出决定，由小张开着警车紧紧尾随着前面的两辆车，出县城向南驶去，一路上警察、武警设着不少卡，我们的警车就拉响警笛，紧紧跟着前边的车子往前冲。果然，目的地正是建设煤矿发生9名矿工被困井下的现场！下车后我向现场有关人员简单打听了一下情况，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一条重大新闻！”我马上高度兴奋起来，立即开始投入采访，考虑怎么发稿的问题。我看了一下表，这时早上8点钟刚过一点。

　　两借手机抢发稿网上报道显风光

　　建设煤矿9名矿工被困的井口现场，在一个面朝西北方向的山沟出口处。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井口已经有上百人--其中有身穿黄色工作服的抢险队员，有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有穿警服的民警及着军装的武警战士，也有穿着不同颜色服装的当地民工和各级干部等。这时大家个个都非常兴奋，因为抢救工作已经紧张地进行了8天8夜，希望在一天天失去，失望在一天天加重。直到当天早晨7点20分左右，抢救人员终于与井下被困矿工取得了联系，得知9名被困者都在一起，都还活着。

　　“他们都还活着！”这一刻，现场的人们激动难抑，记者也激情燃烧。当记者，难得遇到这样的机会，而且人命关天、是大好的消息！这样一条大新闻、一曲感天动地的生命礼赞，责任心驱使我必须立刻将其播报出去，告诉所有和我一样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命的人们。我当即产生了一种立刻就要发稿的强烈冲动！我马上用自己的手机往分社打电话，可是怎么也拨不通。这时现场几个人朝我喊：“不行！这个山沟里什么电话也打不通，只有130打头的手机可以用。”我急了，看见旁边一位同志正打手机，马上到他跟前问：“您在这里是管什么的？”没等他回答，旁边一位年轻同志抢先介绍说：“他是我们子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周进党，昨晚到现在他一直在现场值班指挥。”“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现在需要采访您。”我拿出记者证表明身份，对这位周县长进行了采访，接着我提出要求：“周县长，我现在要发稿，想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周县长赶快把手机递过来：“行！你用吧！”

　　我马上拨通分社专职编委、新华社高级记者华年轮老师的电话，简单说明了情况，建议她马上向分社领导和总社新华网报告，由我在现场通过电话连续发稿。同时我向华老师口述了第一条稿子和第二条稿子。过了不大一会儿，当我通过电话向华老师口述第三条稿子时，华老师说，分社和总社都联系好了，前两条稿子已经在新华网上发出来了。我很兴奋，可是这时手机上给周县长来了电话，他接完电话，人太多，一时找不见他了，我着急地喊：“县长！县长！电话呢？”这时一个胖胖的、比周县长高一点的同志递过一部手机，对我说：“给！手机！先用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连这位同志的模样也没有认清楚，就急急忙忙赶着发稿。后来才知道，我所用的第二部手机，是子长县副县长、抢救现场副总指挥王治国同志的。这时，组织已找本人谈过话，通知他下一步不再任副县长，拟调任延安市安监局副局长，7月4日以来他是以双重身份被指定为抢险负责人的。

　　就这样，当天除了比我晚来一步的子长县电视台的同志外，我是在现场的唯一的本县以外的记者，新华社也成为当天对子长被困矿工获救过程独家进行网上及时连续滚动报道的媒体。

　　“新华社记者在现场采访报道！”“咱们的消息已经上了新华网了！”消息很快成为抢救现场的“现场新闻”，人们都兴奋不已，对新华社的快速反应和媒体宣传手段的现代化，更是啧啧称叹。延安市市长张社年同志对县里的同志说：“立即向省政府办公厅和市上有关方面报告，就说抢救现场最新的抢救进展情况，在新华网上都可以及时看到！”我们的现场报道竟代替了政府的情况汇报。

　　直到10点半以后，驻延安的其他新闻媒体，从新华网的现场报道得到消息或接到市里通知后才陆续赶来，采访这次9名矿工获救报道的40多人的新闻“大部队”，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才陆续齐聚子长县，而我完成现场采访之后，因急着回去发图片稿，在当天晚上12点以前就离开了子长县。

　　真情投入细采访追求“真短快活强”

　　这次采访抢救现场，记者真正是“全身心地投入”。当时，我和现场抢救的人们，和被救者及其亲属都情不自禁地同哭、同笑，乃至一同欢呼、一同喊叫。第一个矿工陈文柱被救出井口后，我和大家一齐忘情地高声欢呼，并在抓拍了两张照片后，即和在场的同志一起帮着抬担架，把被救者送到救护车上去；我看到陈文柱刚被抬出井口时，满身污泥，漆黑的脸瘦成了“刀条”，整个人瘫软成一堆躺在担架上，但他的嘴不停地抖动着，在极力地诉说着什么，我凑到跟前仔细倾听，终于听明白他是在反复地说着“高兴，高兴……”，泪水不由得模糊了我的双眼；看到被困矿工身上所装的8天当中他们赖以维持生命的树皮，我和在场的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在给华老师打电话口述稿件时，我有好几次仍泪流不止：当说到被困矿工在井下吃树皮时，说到延安市委书记王侠给参抢救的同志们鞠躬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情景，说到58岁的省煤炭局副局长霍世昌动情地说“我干煤炭32年，我的兄弟们困在井下，我非常难过”等处时，我都哽咽地说不下去，一句话分好几次才能说完。

　　12日当天我们通过新华网共发出了15条稿子：⑴、困在井下的矿工有生还可能；⑵、井下9名矿工全都活着；⑶、子长医院：作好一切准备抢救返回地面的矿工；⑷、此次抢险计划制定得非常周密；⑸、此小煤矿手续齐全出事后矿主出逃；⑹、第一名被困矿工陈文柱已被救出；⑺、子长县抢险现场已救出4名矿工；⑻、子长县9名被困矿工全部生还；⑼、被救9名矿工身体极度虚弱正送医院抢救；⑽、延安市委书记王侠说：“今天是子长人的好日子！”⑾、霍世昌：这次抢险工作共研究过4套方案；⑿、省市领导亲自指挥抢救；⒀、9名矿工全部脱离生命危险；⒁、救护队长李光明谈9名矿工获救经过；⒂、他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当天，分社及时编发了新华社通稿《陕西子长建设煤矿9名矿工被困井下8天全部生还》。这些稿件，由于是现场目击、滚动报道，较好地体现了记者所追求的“真、短、快、活、强”的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

　　真--稿件中采用的新闻事，全部是现场目击和采访有关直接当事人(被救者和抢救者)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

　　短--当天发出的15条网络专稿，总字数3800余字，平均每条稿件250余字，其中《第一名被困矿工陈文柱已被救出》含电头只有80余字，而《子长县9名被困矿工全部生还》一稿，如果不含电头，全文含标点只有32字：“11：15分，子长建设煤矿9名被困矿工全部被救出坑口。全部生还。”虽然很短，但把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交代清楚了。

　　快--全部是当日新闻，即是交代有关背景，也特别说明是有关人员在发稿时最新介绍的。第一个被困者救出井口和9个人已被全部救出等稿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5分钟内电话传回分社的。

　　活--它本身是最新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加上稿子中出现了多处鲜活的事例(如最早和被困者取得联系的人、被困者吃树皮以自救等)和生动的语言(如被困者与救助者取得联系发出最早的呼喊是“太饿了，快弄吃的来！”、延安市委书记王侠说“今天是子长人的好日子！”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强--这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和现场及时连续报道的形式，都大大增强了稿件的分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尤其是在最近连续出现矿难事故、大多为悲剧性结局的背景下，出现社会各界全力抢救，特别是从省、市、县领导一直到乡村干部高度重视这次抢救工作，以及9名矿工以非凡毅力进行自救的新闻事实，及时报道出去后，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社会效果。当天新华网的连续报道被各大网站几乎全部转载，并有多家报刊干脆直接将新华网上的连续报道下载，连接起来在报刊显著位置大篇幅刊登(陕西就有《西安晚报》、《今早报》等多家报纸是这样做的)；新华社通稿更是被各媒体广泛刊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雨夜赶回榆林城凌晨3点找“食粮”

　　记者12日这天在子长的采访，如果从早晨7点40分由县招待所出发赶赴现场开始，一直进行到当天晚上11点40分离开子长，持续进行了16个小时。先是守在井口进行抢救现场报道，接着是采访一直坚守在抢救第一线的有关重要当事人，当晚则把重点放到医院，采访已经清醒的被救者。

　　本来对救出矿井的矿工的采访准备放到第二天或再晚一点时间，让被救者身体适当恢复后进行。但在当天下午，分社打来电话，说总社有关编辑室13日中午就急需现场新闻照片，因子长距离西安太远，单程汽车最少需要7个多小时，专派摄影记者已来不及，只好用我所带的傻瓜相机拍的两卷现场照片应急，而在子长县又无法扫描传发照片，因此要求我在第二天上午必须赶回西安。怎么办？同行的榆林市公安局司机小张这时出了个好主意：连夜赶回榆林，乘坐13日早晨的航班飞回西安。这一提议对我很有诱惑力，但是被救者及其亲属必须采访，否则整个报道就会留下遗憾，而且这一块在总体报道中分量应该很重。于是我们晚饭后立即往医院跑，经过与医生的联系和沟通，我才松了一口气：根据被救治者抢救治疗后的身体状况，有几个同志已经可以接受采访了。

　　为确保采访内容的真实有效性，记者专门请主治医师陈晓东口头介绍后还出具了书面证明，讲清被采访对象高宝林、李六娃的身体状况：“高宝林被送到医院时，由于在井下时间太长，身体非常虚弱，饥饿性重度脱水，伴酮症酸中毒。经过10小时的抢救治疗，病人已经转危为安，生命体征稳定，神志清楚，精神好转，语言流利，能够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医生还说，“李六娃的身体恢复状况也比较好。”我当时的想法是，因为这些矿工在井下200个小时，身体受到很大损伤，如果不把他们被救治后的状况作以明确交代，写出稿子难免有人会提出质疑。在采访过程中，我也特别注意在他们讲到非常激动的时候，有意让他们停顿了几分钟，稍事休息接着再说，防止病人在接受采访时因过于激动而身体出现不测。

　　等完成所有采访任务，并在子长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把当天所拍的两个胶卷全部冲印出来，已是12日晚11时40分。我和司机小张连夜上路了。由于夜路难行，半路又遇大雨，当我们赶到榆林市时，已经是7月13日凌晨3点半钟。这时榆林城里更是大雨倾盆，街道的雨水从小车门下的缝子里流进来，灌进鞋里，脚都湿了才知道。更难受的是，12日中午，我这个平时一顿半斤饭量的人为了赶着发稿，只抓了一块不到2两的饼子边跑边吃，晚饭时又因为急着往县医院赶，在遭受暴雨水淹后第一天开业的县招待所好大时间等不来饭，凑合吃了个半饱就赶着去采访了，这时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进了榆林城，先找夜市，可是因为下暴雨，我们找了三条街，才看到一家开着门的小餐馆--屋子进水了，餐馆老板俩口子大开着门，正坐在用塑料布搭成的遮雨棚下看水势。好在放在遮雨棚下的火炉子还有火。“师傅，我们饿坏了，还卖饭吧？”卖饭师傅两口子很热情，立即动手现做，结果，33岁的司机小张吃了一个烧饼夹肉、一碗羊杂汤，比他年长10多岁的我则一气吃了一个烧饼夹肉外加两碗羊杂汤。小张笑着说：“今天为革命，可真把老兄饿坏了！”

　　各方支持永难忘也留遗憾在心上

　　13日上午我回到西安后，按照分社和总社的要求，当天就把9名矿工获救的新闻照片发往新华总社，总社向国内媒体发了4张图片通稿，向海外媒体发了3张图片稿。当天新华网还发了我写的3条文字后续报道：《霍世昌谈这次抢救被困矿工成功经验》、《获救矿工谈井下8天自救非凡经历》、《“我代表所有被救者家属，感谢党和人民政府！”》，图片和文字采用情况也都不错。除了众多网站转载和外地媒体大量采用外，当地《西安晚报》、《今早报》等将这3条稿件都全部刊用，《华商报》在派记者蹲在子长专门采访的情况下，仍将我写的《获救矿工谈井下8天自救非凡经历》一稿在他们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出。

　　之后。随着新闻的进展，我又及时采发了《子长医院院长称：9名矿工身体恢复情况良好》、《陕西省委书记代省长高度赞扬矿工的顽强精神》、《陕西子长9名被救矿工痊愈出院》和《对9名矿工被困井下负有重大责任的矿主李世雄被公安机关缉获》等后续报道，也被众多网站转载和媒体采用。

　　由于对这次抢救矿工现场采访比较充分深入，除了在新华网先后播发连续报道外，我还给新华社国内部、对外部、经济参考报等先后写出了一批内容更为全面深入的专稿和特稿。到目前，新华社就建设煤矿9名矿工获救事件共发稿30余条(不含总社有关线路重复发稿)，发稿总字数达到3万多字，对整个抢救工作全方位地进行了及时、充分、深入地报道。

　　这次报道总体效果良好，记者深感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比如，榆林市公安局司机张榆林和他的警车，子长县周、王二位副县长和他们的手机，子长县委宣传部王建平同志及时冲印胶卷等，都为这次报道提供了“保障”。而我们分社华年轮老师接电话、打稿子，并及时向有关方面报告和联系，分社业务值班副主任白林和记者一直保持电话联系，及时传达总社和分社领导关于报道的指示和要求、布置和商量采访题目，都为这次报道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总社编辑和分社其他同事的及时鼓励与问候，也为记者搞好这次报道增添了动力。

　　当然，作为一次战役性报道，也留下了若干难以弥补的遗憾。比如，有些稿子当时还可以观察得更具体一些、写得更生动一些，稿件的思想深度更是还有很大的空间。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主任记者王兵在网上看到这组报道后非常感动，把网上的所有报道都看了几遍，事后还给我打电话说，他认为这组新闻的意义在于，为了9个矿工的生命，从省领导到最基层的干部群众，不放弃一切机会，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进行抢救，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普通老百姓生命权的尊重，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人的生存权的尊重，因此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新闻。但我自感在稿件中对此并没有写得很透彻。当天我用自己携带的傻瓜相机在井口抢救现场和医院抓拍了两个胶卷，但由于不是专业摄影记者，图片的生动性和冲击力都不够强，同时“忙中有乱、乱中出差”--真后悔当时没把矿工拿着树皮的瞬间留下来--他们曾以此作为维系生命的“食粮”，如果拍成照片，肯定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当时没想到，直到自己手里拿着从获救矿工那里作为纪念品索要来准备珍藏的树皮看了又看时，才忽然醒悟但为时已晚矣！总社分社正准备给文字记者配备的数码相机，这次没能赶上，也是影响摄影报道时效和质量的一个遗憾。

　　报道社会反响强烈记者成为采访对象

　　由于我是当天最早赶到抢救现场的记者，而且采用了现场及时滚动发稿的方式，所以当其他新闻单位同行赶到后，我就成了他们“挖情况”的最佳对象。而且当天现场指挥人员对后来的许多记者说，主要情况都以新华社记者报道的情况为准，我便尽自己所知，向不少新闻界同行介绍了有关情况。后来不少新闻单位在有关子长9名矿工获救的大量报道中，其关键部分有不少是从新华网的现场连续报道中“引用”的。

　　由于我先行赶到且在现场连续发稿，当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报道氛围，在现场指挥的许多领导同志主动为新华社的报道提供方便和支持。为了记住每个被困者救出矿井的具体时间和详细人名，我提前向现场指挥人员索要井下被困者名单，一位手持名单者当时迟疑着不愿意给我，在场的延安市市长张社年同志果断地说：“把名单交给新华社记者，出井口人员的姓名和具体时间都以记者登记的为准！”由于9名矿工在井下已被困200个小时，为了不让他们出井后猛然见光(怕刺伤眼睛)，每个被救者出来后都被黑布蒙住眼睛，为用最短时间辨认出被救者，我找了一个建设煤矿的矿工站在井口，待被救者一出来，他就在医生帮助下迅速揭起黑布条的一小部分，辨认出被救者是谁。第一个和第二个被救助者就是这样辨认出来的。但由于抢救现场地方狭小，来自各方面的救助人员太多，已影响到救助秩序，现场指挥员让只留下抢险队和医务人员，其他人员暂时都被疏散到警戒线以外，我找来负责辨认出井人员的矿工也被赶了出去，结果第3个被救出者的名字没有落实就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这时延安市委书记王侠同志出来说了话，让县上立即找一个能够辨认出被困矿工的人，协助记者把每一个被救出的矿工姓名、救出时间登记确切，然后采用排除法将第3个被救者的名字补填上。所以这次抢救的9名矿工被救出的时间和姓名，都是由我最先统计并在新华网上公布，当地政府也是以记者统计为准公布的。

　　子长县建设煤矿9名矿工被困井下8天全部生还的报道，通过新华网、新华社国内通稿、对外专稿、晚报专线、地方报专线、图片新闻以及《经济参考报》等多种渠道和形式播发后，很快产生了强烈反响。各地各种媒体、包括网站，普遍刊用或转载了新华社的文字稿件和新闻图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对采写这组稿件的新华社记者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专访，在“热点追踪”节目里播出。辽宁《党员特刊》杂志为转载新华社稿件，专门打电话到西安索要记者现场拍摄的照片，以做到“图文并茂”。陕西农民报也派人到新华社陕西分社索要了记者拍摄的抢救现场照片，与他们记者采写的文字稿配发见报。

　　作为一个记者，象这次9名矿工被困井下8天全部生还这样的重大新闻，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但一旦遇到，记者一定要感觉敏锐，快速反应，力争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并紧紧抓住不放，进行及时、充分、全面、深入地报道。要做到这些，基于一个记者、特别是新华社记者强烈的责任感和职业精神之上的报道冲动是必不可少的，“燃烧的激情”，正是记者在这次报道中取得成功的催发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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