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夏国美

　　近几年来，中国艾滋病蔓延势头迅猛。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平均大约以30%-40%的速度递增，到2001年底，官方公布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数字已逾85万，但实际上远不止这些。

　　目前，报告感染者人数较多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包括云南、新疆、广西、广东、河南、四川、北京、安徽和上海。其中西部是以吸毒共用注射针头感染为主，中部是非法采集血浆感染为主。有迹象表明，如果我们再不抓紧在吸毒、卖血人群中开展教育并采取有力的防治措施，那么由这两种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者，很可能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配偶，并通过商业性行为在人口流动过程中扩大病毒的传播范围。

　　从上海的情况来看，2001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发现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5.16%，疫情上升速度明显增快，已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528例，死亡34例。目前，艾滋病传播的三种主要途径在上海均有发现。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性途径将成为上海市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径。有数据表明，在上海，80%的女性和20%的男性性病患者都是从自己的婚姻配偶中传染的，67%的已婚男性和45%的未婚男性的性病是从妓女和非婚性伴侣中传染的，因此，由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病毒在上海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

　　根据艾滋病在一个国家的流行规律，开始为传入期和扩散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度的增长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仍然没有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民参与的有效防治，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2001-2002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60%以上，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中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能迅速形成普遍有效的防治格局，那么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000万，社会经济损失可达到或超过77000亿元(9000亿美元)。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带来劳动人口急剧减少、人才严重损失、人口比例严重失衡、遏制经济发展和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等毁灭性的恶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将功亏一篑。

　　今天，把中国艾滋病的蔓延态势比喻为那艘巨大的沉船——泰坦尼克号，已绝非危言耸听。国外的一些专家警告说，艾滋病有可能触发战争、屠杀和颠覆政府；艾滋病的流行将使贫困现象严重加剧，并产生一个巨大和贫穷的孤儿群体。这个群体不仅很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攻击，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应付数目如此庞大的孤儿和反社会青年。

　　因此，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刻不容缓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丧失这个时机，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艾滋病泛滥期，那时中国就会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第一大国。

　　由于艾滋病病毒的个体传播行为带有非常复杂的社会性，因此，艾滋病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上的传染病，更是一种社会病，需要医学的、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法律的诸多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全社会的重视。这里，从各级政府的角度迫切需要解决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要转变把艾滋病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要认为这是给国家抹黑的问题。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的传播不分国界、民族、种族和社会体制，不分年龄、性别、阶层和价值观念，它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政府需要树立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不管是哪个省市、哪个部门，如果不能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好，并导致艾滋病的泛滥，那就是对工作的渎职，对人类的犯罪。在这项工作上，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增加经费的投入。

　　其次，要转变把艾滋病与道德的高尚与低下混淆在一起、与金钱的多少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疾病，不管是道德高尚的或低下的人，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可能感染这一致命的病毒。而且，在中国，艾滋病更多的是和社会结构性的贫困联系在一起，比如因贫困而卖血，因贫困而卖淫，因贫困而被毒品贩子所利用等等。所以，我们必须把艾滋病和受艾滋病病毒侵袭的人分开对待。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则是社会应当关爱和救助的人。不管这个人是由于何种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社会都要把他(她)看作受伤害者。我们必须让全社会的人知晓，只有消除歧视，尊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个人权利，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公众之中，才能有效达到遏制艾滋病病毒在中国大规模蔓延的目的。

　　第三，要转变使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流于形式化的弊端。各级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并采用各种恰当的方法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方法告诉每一个公民，做到家喻户晓。但这项工作不能流于形式，仅仅在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做一下宣传；必须将这项工作提高到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社会、为世界作贡献的高度来认识。因为“在未来20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语)政府必须将这项工作制度化，就像普法宣传教育一样人人都必须接受教育。而且这项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预防艾滋病的一般知识上，还必须强化重视艾滋病问题的社会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公众在艾滋病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陈旧观念；在政府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鼓励民间和企业承担一部分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费。事实上，在国外，许多大的集团公司和影视明星都在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包括募集和捐赠资金，用于本国和贫穷国家的艾滋病防治。(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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