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到寿县。这里是著名的古战场。公元383年，秦晋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

　　降过几场暴雨，淮河水位猛涨。寿县紧临淮河与淝河的交汇处，地势低洼，进入雨季后，经常外洪内涝。县城的城墙保护得相当完好，不仅用于备战，还用于挡水。东北两面的城墙，就是河沿上的干堤。水位超过了警戒线，县里正组织群众防汛。此时此地，唯此唯大。

　　我在寿县跑了两天，议论的几乎都是抗洪。多次听到当地群众对一位女县长的怀念。在一次抗洪斗争中，这位女县长把她的形象树立在这片土地上，深深地刻进了父老乡亲的记忆中。

　　当天中午，去看县城的东门，它面对淝水，浪头拍打到了城门口。城墙上划有一条醒目的红线，标明为1991年大洪水的水位。我踮起脚，举着手，还够不着，此线离地面有两米多。河边有几位捕鱼人，停下活计，围过来同我闲聊。聊到抗洪的事，就都谈起了那位女县长。说他们多年没看到过这样的县长：暴雨中，整天湿淋淋的，卷着裤腿，赤着双脚，与民工们一样，日夜坚守在大堤上。还说中央领导人来寿县察看水情，让她去汇报，她就光着脚去了。见了中央领导人，这位坚强的女性再也忍不住，眼泪潸潸。

　　第二天到了城西。这里原是县里的农场，位于县城的下游。当时洪水对县城形成了严重威胁，有人主张炸开河堤，用农场蓄洪，以减轻县城的压力。女县长心痛她的农场，心痛农场的父老，凭着自己日夜守堤的经验，觉得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刻。她力主将炸堤方案放一放。终于，寿县人民保住了县城，也保住了农场。这件事，是我在这里听到的。我同样没有采访要求，群众还是滔滔不绝地讲。旧事重提，同样让人感动。

　　寿县是人口大县，有一百多万，县城里的居民就有十多万。决策稍有闪失，堤防崩溃，这责任谁担当得起？几米高的水头猛地冲进城里，后果不堪设想。倘若真的那样，作为一县之长，她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可想而知，此时她承受的心理压力是超负荷的。一位中年人提到这件事，动情地说：“那时刻，她没有私念，不为个人着想，心里真正装着全县人民。”

　　常有人说，干部心里要装着群众。在寿县，我清楚地看到了另一面，群众心里也装着干部。其实，这两个“装着”是统一的，是前因后果的关系。有了前一个“装着”，才会有后一个“装着”。

　　描述干部腐化，曾编出这样与那样的民谣，说干部都是坏的。寿县也一样，这类民谣也曾广泛流布。但在抗洪斗争中，群众看法变了。我故意念了一首说干部是坏人的民谣，问他们现在怎么看。他们都笑了，说：“那是平日里说气话，算不了数。”当然，也不必对这些民谣去较真，去追究它们的准确性、科学性。那是民间的口头创作。会听的，能从中听出民意，捉摸到民心。不会听的，才揪着它说三道四。

　　关键时刻，是真正为群众的时刻，也是考验干部的时刻。这个时刻，群众更需要干部起带头作用，千万双眼睛比平时更集中更迫切地盯到他们身上。急难险重之中，顶住了，过硬了，为人民立了功，在群众中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平时，群众对他有意见，有怨言，这个时候也就不去说了。在寿县，每经历一次抗洪斗争，干群关系都得到改善。看来，天灾有两重性，降灾是坏事，带领群众战胜它，又会变成好事。

　　听寿县群众讲述他们女县长的抗洪故事，似乎还有点演义色彩。这不难理解。民意民情的表达，往往就带有某种演义性，寿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要不是写新闻，写历史，作为传闻，乃至作为口头文学，出现在民间，这样也未尝不可。证之古代先贤，史书的记述与民间的传说，就多有这类不同之处。

　　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业绩，不靠权力施威，不靠佞人做秀，能在群众中传颂，甚至能演义性地传颂，还有比这更高的褒奖吗？(张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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