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在1939年7月10日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骑马摔伤右臂的。受伤以后，周恩来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作了简单的包扎，打上了石膏。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接好。直到8月18日，3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尽管进行了按摩和热敷，右臂仍然无法伸直，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

　　周恩来于8月27日离开延安，然后乘蒋介石派来的道格拉斯专机去兰州。

　　周恩来等人在迪化(即乌鲁木齐)滞留大约一周左右，后乘苏联专机赴苏。顺利到达莫斯科后，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任弼时联系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

　　据当时正在苏联的师哲回忆说，他被安排给周恩来当翻译，所以他每天都要到医院去。当时苏联政府安排了许多高明的医生为他治疗，先后进行过3次大的会诊，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个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上。这样胳膊可以运动自如，但是治疗过程太痛苦，而且时间长，当然还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二是不开刀，采用按摩治疗的方法，这样做所需的时间短，但是坏处是愈合的效果不会太好。由于国内工作太忙，不允许在国外滞留太久，所以周恩来坚持选择第二个方案。

　　其实，这些回忆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当时苏联医生确实给周恩来做了手术。我们从现存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邓颖超1939年10月8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这封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治疗的经过：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经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他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经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不无哀伤地指出：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

　　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一定的角度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但是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在新年的前几天出院。1940年元旦的晚上还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出院后，周恩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周恩来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报告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40年1月底，他还在国际执委会的秘密会议上作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根据他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有关决议。二是周恩来分别会见了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三是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处理李德问题的工作，这是根据中国党的意见进行审查的，当时在场作证的有刘亚楼同志。四是看望了当时在那里的许多中国同志。

　　但是，在我们所见到的诸多著述中都没有或者很少提及的是，周恩来出院后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共产国际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同时还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进行了磋商。在这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40年2月8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作了一项决议，无疑这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也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共产国际就中共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又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

　　1940年3月，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乌鲁木齐到兰州。同行的有邓颖超、蔡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9人。为了加强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共产国际还交给他们一部电台，由周恩来回国时带回。这方面的工作由任弼时负责，共产国际还交给任弼时联络讯号、电报密码本，还有小型摄影机等物品。另外，当时共产国际还给中共一些资助。这些东西由任弼时带在身边，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公文包里，当时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中苏双方都享有豁免权。周恩来一行的飞机在伊宁稍事停留，顺利地通过了边境检查。到兰州又停留了三四天后，3月25日到达延安。(李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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