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因果报应说”和报复心理，形成了中国民众对死刑的盲目崇拜，导致死刑的滥用和扩张。田文昌说，中国需要一种更为健康的现代的死刑观

　　本刊记者/孙亚菲

　　“死刑的作用是有限的。”田文昌谈死刑问题，这句话重复次数最多。

　　细数刑事诉讼领域里的“顶尖人物”，中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的名字，肯定会被第一个提及。

　　他辩护过的重大刑事案件无计其数，单死刑案件就近20起，其中绝大多数案子被判为死缓、无期或有期徒刑，从死罪到无罪这样的“经典案例”也不鲜见。

　　这位经常与死刑犯打交道的人，对死刑有着独到的理解。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刑法，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而中国在新时期下，无论是国民还是立法者，都需要建立一种更为健康、现代的“死刑观”。

　　“当前废除死刑不现实”

　　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的死刑问题？你认为中国现阶段有可能废除死刑吗？

　　田文昌：这个话题比较沉重。

　　死刑的话题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国际国内对此都非常关注。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国际人权对话。国外人权组织对中国的死刑制度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死刑罪名过多，量刑过重，并询问中国是否应该废除死刑。

　　对此我认为，废除死刑是一种大势所趋，但这有一个过程，其速度会因为各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历史原因不同而不同。

　　在中国，目前废除死刑的条件还不成熟。这里面有一个社会公众接受程度和容忍度的问题。

　　死刑的威慑性倒不一定有很突出的效果，但能起到一种稳定平衡的作用。中国的老百姓现在还达不到对重大杀人犯不判死刑能容忍的程度。因此，如果现在就废除死刑的话，很可能从相反的一面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譬如导致私刑泛滥。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但是慎用死刑、减少死刑是可能的。

　　新闻周刊：国际上认为中国死刑滥用侵犯了人权，你怎么看待死刑与人权的问题？

　　田文昌：这个问题更复杂了。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说法，你保护了这面的人权，就是侵犯了另一方被害人的人权。

　　这就涉及到死刑怎么用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死刑慎用，用得准确，这个问题就不那么明显。如果不该用死刑的用了死刑，不该这样判的这样判了，那么问题不就大了吗？

　　死刑不是万用药

　　新闻周刊：死刑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

　　田文昌：死刑只对一般人有作用，对那种恶性犯罪没有作用，因为他已经不顾死活了。

　　还有一种是突发性的、没有思想准备的。干就干了，干完就后悔。

　　所以最早的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尼亚有句名言：刑法不在于他有多么严酷，而在于每一个罪犯都受到惩罚。也就是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犯罪有很多社会综合因素，作为事后惩治手段的死刑，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新闻周刊：那么，过多使用死刑会否产生消极作用？

　　田文昌：会的。有人曾经分析过，杀掉一个罪犯，他的亲朋好友至少有几十个人，过了两代三代以后，可能是几百个人。这样杀的人多了以后，会形成多少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这会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宁可错判一个还是放纵一个，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

　　也就是说，如何看待死刑，跟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包括文化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

　　价值取向的选择离不开社会的具体背景。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现代文明社会阶段，如何选择价值取向，这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来说非常重要。

　　立法引导百姓心态

　　新闻周刊：从现在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来看，老百姓在对待违法犯罪分子问题上，似乎有种趋严的心理。

　　田文昌：对，我也这样看。

　　在中国社会，人的文化层面和心态造成了这种现状。

　　中国为什么难以取消死刑？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老百姓报复心比较强，“杀人者偿命”、因果报应的思想根深蒂固。

　　中国历来是个崇尚刑法的国家，在古代，就用凌迟和车裂这样的酷刑，来惩处那些罪大恶极者。现在进行的“严打”，不少老百姓叫好，这不仅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更一个法律价值取向问题

　　我给死刑犯辩护的时候，曾经有被害人的家属来找我，让我给他伸冤。他们坚决不接受被控方的赔偿，“宁可不要一分钱，也非要他的命”的心态很强。

　　新闻周刊：但这种心态似乎并不符合现代法制精神。立法上该怎样来协调这种矛盾呢？

　　田文昌：老百姓的观念和接受程度当然是立法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立法和司法也应该有一种引导作用。

　　你不能太超越人们的认识，但是必须有这么个超前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只是一味迁就而没有超越的话，你的社会就很难进步和发展。

　　新闻周刊:决策者有没有希望改善死刑制度中不合理部分的意图？

　　田文昌：中国法制的时间太短，从这种认识来讲，法学家和相关的专业人员比较超前比较冷静，也相对科学，而其他人还有一段距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就政府和决策者来说，更注重听取老百姓的呼声，那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就是群众情绪的充分反映。但那些往往是比较表面化的东西，更深的东西，一般人不一定考虑得到：一个是法制精神，一个是立法的科学性问题。

　　比如抢劫罪、强奸罪，以前判得非常重，现在有所缓解。其实仔细想想就可以知道，如果抢劫、强奸都被判死罪，该谁倒霉？被害人倒霉！因为我只要一犯案，反正被抓到就是死，还不如干脆把你杀掉。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过严的刑法会促进罪犯把犯罪行为推到极端。如果有后路，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对犯罪心态需要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分析，而不要总是出于一种愤恨、一种感情色彩来对待这个问题。

　　这位律师还给防止死刑滥用开出药方：司法权和监督权分离。而在死刑滥用的过程中，还包含着人为干涉因素。他用“太多了，非常多，没法讲，很难讲”这样的语句来描述自己所遇到的人为干涉。“有很多时候法官跟我讲，‘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没有办法，我不判没法交待。’或者必须判死刑，或者判刑，这种事情很普遍。”田文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