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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文林峰副研究员向记者介绍说，廉租房政策实行到今，全国受益群众也就几千户，其中北京798户，包头143户，郑州56户，贵阳85户。这样的比例至多占双困户的7%左右，有的仅占0.4%，和日渐扩大的低保人群相比，和成千上万困难户的紧迫要求相比，廉租房建设存在巨大的落差。
据悉，资金渠道不稳定、财税政策不健全、法律支持不够是我国廉租房至今没有 建起来的主要原因，一些进入操作阶段的城市甚至面临难以为继的境况。廉租房建设东西部之间落差巨大北京廉租房建设起步虽晚，推行却相当迅速，全市1万多双困户已有798户具备配租资格，396户找到了廉租住房。
同为直辖市，重庆却大不一样。重庆光是廉租房的政策准备从2000年初起就搞了两年。去年11月，渝中、九龙坡两个区开展了廉租住房申请登记。在翘首企盼半年多之后，一些困难家庭忍不住了，上市政府问个究竟：怎么过了都半年了，还不见落实廉租房？谈到这一现象，北京一位处长承认：“北京推行快，说白了，一是有钱，二是受理人数少。”
的确，当北京市每年计划拿出1亿元解决廉租房问题时，在离北京仅数百公里的包头市，却在为廉租房“无米下锅”发愁。现实的状况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需要解决的双困户越少；而经济越是不发达，需要解决的越多。天津政策不到位廉租房闲置
在廉租房建设中，天津“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一方面，早已建好的250多套廉租房白白“闲置”了近两年，另一方面，全市却有2.7万户收入和住房“双困难”的家庭期待着生存空间能有所改善。
1998年，天津市利用住房公积金增值资金建设了普康里住宅小区，建造成本为每建筑平方米1400元，其中402套共6万平方米作为廉租住房，提供给最低收入且住房困难的家庭。这些廉租房的特点是“面积不大、功能全”，户型基本为一居室，每套建筑面积在45至55平方米，水、暖、电、气配套齐全。
1999年11月，天津市房改领导小组下发《普康里廉租房出租出售管理办法》，对申请、审批、分配、使用和管理等办法作了规定。廉租住房采取出租和出售相结合的办法。2000年10月，按照程序对廉租住房进行分配，为146户最低收入且住房困难家庭解决了廉租住房。
然而，两年过去了，普康里住宅小区剩余的250多套廉租住房却“闲置”至今。
廉租房缘何“囤积”？“剩余房屋的分配或者租赁，必须等待《天津市城镇最低收入居民家庭住房社会保障管理试行办法》的出台。”
上海住房“夹心层”意见大这是一群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也不符合廉租房政策的城市居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人称住房“夹心层”。
上海是我国廉租房制度的先行者之一，2000年10月在两个区试点，取得了一定经验。先行者往往遇到新问题，让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李德润感到意外的是，在实施廉租住房制度后，意见最大的反而是处于最低收入保障线以上的人群，他们来信来函比较多。这些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符合现有廉租房条件的人纷纷表示宁愿领取低保，享受廉租房政策，因为与自己挣的那点钱相比这样要更合算一些。有关人士认为：“廉租住房现在保障的面实在太小。”
新闻背景何谓“廉租房”？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始于1994年。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出台，提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即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买经济适用房，建立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分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根据通知要求，建设部于1999年制订了《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在探索中，我国初步形成了实物配租、租金补贴和租金减免等3种主要保障方式。谁住“廉租房”？
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廉租住房呢？简言之，第一必须是低保家庭，第二必须符合当地住房困难标准。如北京、上海、广州市规定，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以下的低保家庭可以申请廉租住房保障。
廉租住房的面积以及廉租家庭能得到的补贴，各地因地而宜。据了解，福州市廉租住房建设标准为每套建筑面积28—45平方米；在北京，已发放补贴的312户廉租家庭每户月均补贴516元；上海按每平方米每月补贴40元，使廉租对象家庭达到人均居住面积7平方米。
廉租家庭租房难在哪里
43岁的北京居民冯健康最近喜迁“新居”，一家三口住进了好不容易租到的房子。谈起找房子，冯健康一脸无奈：我找了3处住房，都没有谈成，最后在朋友帮助下才找到现在这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
获得了廉租房配租资格，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却很难找到房源。这不仅仅是冯健康一个人的感受。
“有效房源不足，已成为北京廉租房遭遇的最大瓶颈。”北京市国土房管局住房指导处沈洁处长坦率承认，正因为租房难，原本3个月找不到房子廉租资格就被取消的规定只好“灵活”运用，适当延长，个别的甚至一延再延。为何还会出现廉租户“租房难”呢？
长期从事住房改革工作的沈洁认为，北京的住房租赁市场价格偏高是重要原因。廉租户每户每月平均租金补贴约500元，在北京这样高房价的城市里，这些钱很难租到合适的房源。另外还有几个原因：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使大批平房和小户型旧楼房被列入拆迁范围内，城区内低价可供出租的房源逐年减少；危旧房改造允许当地住户回迁，周转期内住户自行解决住房，这些百姓或是向亲朋好友借住闲置住房，或是在市场中租赁城区内低价住房，低价住房需求急剧增加；北京作为首都，每年有几百万流动人口，绝大多数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寻找住房的目标也是低价住房；廉租家庭生活困难，部分有闲置住房的住户不愿将住房出租给廉租家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京目前还未完全放开住房租赁的三级市场，大量闲置住房被私自出租而在管理上却未加以约束。”
沈洁分析认为，北京公房上市比较困难，原因之一是门槛较高，公房上市必须经单位同意，原单位保留优先购买权；卖房收益必须和单位分成，4000元以下全部收益归个人，售价在4000到5000元之间，多出4000元的部分个人和单位二八分成，而5000元以上的多出部分由个人和单位五五分成。二是税费过高，北京购买新房的契税120平方米以内交1.5%，120平方米以上要交3%，上海是0.75%。租赁房屋的综合税费上海只有5%，北京却高达10%左右。
廉租房要发展，房改节奏必须跟上。沈洁等人呼吁，北京应尽快启动住房三级市场，并在税收政策上适当“激活”住房租赁市场，使地下住房租赁纳入管理监控之中，也使税收不再白白流失。
专门就廉租房进行调研的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卢有杰认为，我国必须积极培育住房租赁市场。我国住房租赁市场不发达，主要原因是出租住房税率过高，税负过重。他山之石英国政府为低收入者交房钱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上都采取了政府扶持政策。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建设管理系卢有杰说，大多数外国政府，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承认市场解决不了城镇低收入家庭问题。他们根据不同情况，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住房建设等多种手段，较好地满足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居住需求。这些政府住房政策的共同点是鼓励中高收入家庭买房，帮助低收入家庭租房，使社会各收入阶层都能得到与其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住房。
在英国，住房政策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市场交易政策和面向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保障政策，即所谓的社会房。为向低收入居民提供低租金住房，政府对一些建房活动给予资助，这类住房估计每年能建5万套左右。英国政府还实施了住房津贴计划，帮助低收入者支付房租。
美国国会1986年通过了低收入者购房和租房税收抵扣的法案，并在1993年成为永久性的法令。需要购房的低收入者可向州和地方政府申请抵押信贷证书，以获得税收抵扣，从而提高归还贷款的能力。这项法令也对建设低收入者租用房屋的私人公司实行税收抵扣。
韩国对不同收入阶层采取不同方式解决其住房问题。对最低收入阶层，政府负责以非常合理的租金提供公共住房；对一般低收入阶层，政府提供各种补贴，以促进建造小套型的公寓住房；中、高收入家庭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住房问题。韩国政府1988年到1992年共建造200万套住房，其中有90万套由政府投资建造，主要提供给低收入家庭。
据介绍，在英国和德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住房保障资金的投入是重要方面，英国财政预算中的住房保障资金，大约占预算支出总额的6%左右。这些国家有效的住房金融体制，也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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