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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朱文轶
看上去，太原制药厂很像是一场骗局中的受害者，高超的行骗人与貌似合乎规矩的手续，让这家国有企业深涉“毒品”泥潭。如果换成另外的观察，太原制药厂的现实困境所形成的土壤，让似乎偶然的进入圈套，有了必然的因素
1月18日，和曹永江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的那一天，整个“太药”的人都像在过年。“虽然‘合作协议书’上签的是生产利润四六分成，我们四他们六，但厂里的人都以为这回太药得了个大便宜。”由于“3·27涉毒事件”正被取保候审的太原制药厂副总经理李作恕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数，照太原制药厂当时的状况，利润根本是个空头支票，重要的是4000万的投资到手了”，“太药有救了”。
李作恕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合作协议”，在他们看来是曹永江帮助“太药”完成企业改造、恢复生产的契约;而在曹的眼里，其实已经是源源不断的氯胺酮订单。
今年的春节，太原制药厂的日子格外难过。在银行挂账2年的债务一共1.7个亿开始还本偿利，工人也累积15个月没有领到工资。还有更棘手的麻烦——国家医药行业面临GMP改造，资不抵债的“太药”同样身处其中。负责药厂生产的总工程师童冬旺向记者介绍说，按照规定，如果2003年7月份以前没有完成改造，药厂以前的所有生产批文就得作废，这意味着“太药”将可能彻底关门。而企业改造的整个资金至少需要6000万元，“债务缠身、连饭都吃不上的药厂根本没地方弄到贷款”，“改造的这笔钱，想都不敢想”。
李作恕告诉记者，早在2000年，“太药”就因资金紧张寻求过合作伙伴，谈了四五家都没有成功，“都是因为资金问题没法落实，我跟他们说有钱就谈”。这点上，曹永江倒让李作恕很放心。
1月16日，曹永江在曾经想和“太药”合作的太原天宝生物有限公司老总王旭凯的引荐下，第一次出现在太原制药厂。李作恕说他对曹的印象深刻，“随同来的七八个人中，他的特征最明显，长脸，脖子有点歪，眼有点斜，随身带了三个手机，确实像个外商样。”他回忆说，吃饭的时候曹永江侃侃而谈，讲他的父亲是沈阳部队老干部，自己没有依靠家里，15岁到香港闯天下，后来在泰国找了泰国警察总署司令官的女儿为妻，在泰国经营一家最大的旅游公司，几年前刚去英国留学学习建筑，“我记得他说，到泰国只要看到皇冠出租车都是他公司的，他在泰国有一幢30个亿的大楼”。
没过几天，这个曹老板就给厂里送了10万元，说是给厂里的人过年用的，李作恕记得那是一箱崭新的钞票，“没一张是旧的，我活五六十年都没一下子见过这么多现钞”。这笔钱，李拿了4万元给工会，让发给贫困职工过年，还有6万元存入银行，“留作以后细水长流”。而这一切让“太药”对曹的实力深信不疑。双方的合作很快一拍即合。
像氯胺酮这类国家管制性药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有严格的审批程序。这是曹永江看中太原制药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曹被捕后向警方的口供中提到:“药厂是一个最安全的货源，只要拿下‘太药’，我们就能控制生产”。这点李作恕也很清楚。为了向记者证实太原制药厂具备合法生产氯胺酮的条件，李作恕从包里拿出了由国家药监局批复的“2002年太原制药厂12吨氯胺酮生产计划”的批文，“我们从1980年就按照国家批准文号合法生产它，是国内五家生产氯胺酮的药厂之一”。但谈到“销售上厂方有没有严格把关？”“是否亲眼看到了买方出示的‘特殊药品出口购用证明’？”等问题，李显然有些避而不谈，他告诉记者，药品的销售向来由销售部门全权负责，他对细节情况并不知情。
正是在这种“不知情”的背景下，曹永江并不困难地完成了他整个制毒、贩毒的过程:签订“合法”订单，从太原制药厂仓库分三批把货接走，在太原的一间私人仓库里将“氯胺酮”的药品标签换成“食用碱”，再通过铁路把货从太原运到广州。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我国在2001年5月份将氯胺酮正式列入二类精神性管制性药品，从那时起，购买氯胺酮必须拿到国家药品监督局的批文。而毒品研究专家何颂跃博士告诉记者，事实上，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全国毒品网络监测系统在9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滥用氯胺酮的情况，先后把它列入管制药品行列，“西方对氯胺酮的控制在很长时间要比我们国家严密，这样，毒品市场上这几年非常走俏的氯胺酮就出现了境内外的巨大价格落差。”何介绍说，氯胺酮在国内的出厂价大约是每吨180万元，而到了境外，黑市价可能高达1600万美元一吨。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暴利对于毒贩的诱惑，加上“太药”生存困境轻易地瓦解了并不够严密的药品管制制度。
记者在广州采访预审此案的警员时，看到曹的审讯材料显示，曹永江是以长治物保的名义与太原制药厂签订的合作协议，而氯胺酮两笔合同的用货单位却是天津药材进出口公司。对此，山西警方有关人士向记者解释说，“签订货合同的不是用货单位的人，这是个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来的破绽”。事实上，手续上的类似疑点远不止这一处，“如果按照正常程序，从签订购货合同到去北京办理审批手续，至少需要一周时间，但曹永江经常是第二天就会把所有的审批手续拿来了。”记者了解到，为了模仿药监局领导的签名，曹永江专门给了他手下的一个马仔一间单独的办公室用于练习模仿字迹，“但如果再细看的话，曹永江几次拿的药监局的公章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作恕自己也承认:“如果我们给北京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就不会引来这么多麻烦了。”
而等钱过年的太原制药厂急于让订单成交，所有这些经不起推敲的疑点被一笔带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太原制药厂从资不抵债的那一天不止一次地寻求破产之路，而山西省经贸委副主任张诚告诉记者当时政府将“华药”与“太药”合并的动机，“我们当时考虑到，曾经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如果能够救活，不仅盘活了国有资产，而且工人有饭吃，政府也无需为稳定问题担心了，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啊！”更实际的生存难题交给了太原制药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评价说:“药厂成为毒厂的祸根在‘太药’破产无门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
背景：“太药”的破产难题
“诺弗沙星”是太原制药厂职工最愿意向记者提起的一个词。太原制药厂在国内最先研制了这种药。而那时候，与“东北制药总厂”、“山东新华制药厂”、“华北制药厂”并称为中国医药界4大家族之一的太原制药厂盛极一时。李作恕说:“当时，厂里的年利润近1700万元，职工6000多人。”
“七五”、“八五”期间，国家“拨改贷”之后，太原制药厂欠四大银行的1.7个亿成了药厂到现在一直还不完的钱。1998年，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太原制药厂的评估结果显示，“太药”净资产为负9408.17万元。太药严重资不抵债，已够破产的条件。但破产的想法很快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破产了，5000多名职工到哪里吃饭？政府怎样去安置那么多没饭吃的职工？
1998年4月19日，在山西省政府的搓合下，华北制药以“资产划转，债务承担”的方式兼并了“太药”，并承担了“太药”的银行贷款债务1.7亿元。
“华药”兼并“太药”之初也曾雄心万丈，踌躇满志:用自己投入的新产品头孢五号、氯洁酶素等求发展，用“太药”的老产品保稳定，实现1998年止亏，1999年脱困，2000年盈利。但想法马上遭遇资金瓶颈。为了解决当时发展“太药”的资金问题，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杨志明于1999年3月5日和3月30日两次召集相关部门和银行开会，进行专题研究。会上落实的资金情况是:“华药”出资2000万元，山西省经贸委安排1000万元，银行贷款5000万元。但最后，一分钱都未到位。
1.7亿外债的负担已经越来越重，贫血的太原子公司眼见就要成为“华药”的拖累，“华药”决定退出，李作恕曾经因资金困难到石家庄向华北制药求援，“华药”董事长吕渭川当面告诉李，“我们不可能再给太原一分钱”。在破产无门、又无人问津下，太药蹒跚地走上“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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