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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原本只是一个留学日本的普通中国人，有着幸福的生活和光明的前景，但她执意将自己的人生导引到另一重天地，7年的时间里，她不停地往返于日本和国内，为的是给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以公理，无论他们幸运活到今天还是早已不瞑离世。为了廓清一段历史，她走上了“死亡工厂”调查的漫漫长路……
今天，很多人都记住了她的名字——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 长、总代表。
刚从浙江回到上海，一路的风尘还没有洗去，在返回日本参加一审判决前，王选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初见王选，你很难将眼前瘦小的女性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联系到一起，蓬松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一脸的秀丽。随身的是那只黑色布包，里面装的是受害地区的调查资料，它们伴随她奔波于60年前日军细菌战肆虐的地方，沟通起当年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
从日本到中国，再从中国到日本，7年里，王选一直在不停赶路。
她选择了“不归路”
出生在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王选，生长在上海，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于1987年随丈夫留学日本。1995年8月3日——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改变了王选的一生。
那天，王选在《时代》上读到一则消息：黑龙江省召开了首届关于细菌战的研讨会，要求对细菌战的受害者进行赔偿，要求赔偿的3个村民就来自她的家乡义乌市。另一本杂志的一幅照片更让她无法平静，“那是一幅3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戴着脚镣被反绑在树桩上的照片，拍照者是一个押送他们到山海关去的日本士兵。中间那个男孩非常年轻，看上去很健康，他正视镜头的目光的绝望与无奈让我深受震动，在新干线的3个小时里，我忍不住流泪了。”
就是这一天，王选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
两个月后，王选遇到两位为调查日本细菌战真相来到中国的日本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人被用做细菌试验的真相：6人为一组，被塞进一米见方的木笼子里，每个人被注射了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被扒光衣服后丢进去——他们的身体被用来做细菌培养的“试验田”。笼子下面有一个小孔，食物从那里塞入，粪便也从那里排出。一段时间后，他们再度被拖出来检查身体，化验细菌，直到没有利用价值，再被残忍地杀死。这个残忍的定义是：活生生地把皮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再把富含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去，让这个人失血而死。“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是当时日军的政策。令人发指的是，放血时，还要有人不停地踩着尸体的胸口与心脏，直到滴下最后一滴血。
60多年前的那段血腥历史又一次重创了善良的王选。为一代人的希望与生命，王选开始了调查“死亡工厂”的历程。她知道，要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事实公诸天下，和所有细菌战的受害者一同奋斗，讨回一种叫“公正”的东西。
说起放弃原本平静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的原因时，王选很平静，“我是义乌人的后代，我有这个责任，我应该这么做！”1942年，日军细菌战在王选故乡崇山村进行，崇山村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家族中8人罹难，包括她13岁的叔叔。她忘不了古稀之年老人的话：“你要帮我们跟日本人打官司，你是义乌人啊！”家族惨痛的历史和民族的屈辱，在王选的血液中汇聚起来，成了她喷薄而出的力量。
王选的命运和义乌人，和那些不瞑的冤魂、活着的受害者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迈出第一步，她借了十元钱
没有人能想到，王选迈出寻找“死亡工厂”漫漫长路的第一步竟是从借来的10元钱开始的。
那是1995年8月，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王选回到家乡崇山村，着手调查当年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代。谁知刚下长途车就遭歹徒抢劫，身无分文的她焦急地四处寻找认识的人，却一个也没找到。一个大学生从身边经过，王选犹豫了一下，还是鼓起了勇气，开口向那个大学生借了10块钱，打完电话，王选想把剩下的钱还掉，结果那个大学生已经走了。
10元钱开始的“死亡工厂”调查之路，她整整走了7年，其间的苦辣酸甜，王选都细细品味过。“你算过花销吗？”站在大厦的38层，王选眺望着都市的楼群，沉默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已是一脸的无奈，“没有算过，也算不清楚。”
每个月至少要在中国和日本间往返一次，电话费、资料费、调查费用……，王选一个月的花销起码需要1.5万元人民币，而她目前在日本的工作月薪也只有1万多元。仅从1997年8月11日向东京法院提起诉讼算起，到目前已经有60个月了，也就是说她至少花掉了90万元。这90万元大部分是王选从自己的钱包中拿出的，还有就是反战社团和友人的援助。王选说起了家人，“幸亏有我家人的支持！”王选的丈夫不但一个人承担起家庭的支出，还经常在经济上补贴王选。王选极快的语速缓慢下来，“他们真的很好。”
为了揭开日本60年前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王选辞去了安稳的工作，接受采访时，王选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配了一条浅蓝色的裙子，她笑着说，“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穿裙子，平时要下乡调查都只能穿裤子。”
王选的母亲最初常劝女儿：“这事你管不了。”最听话的女儿没有听母亲的。
面对法律和技术处理上的难题，王选可以请教专家；面对精神上的压力和不少人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王选可以忍耐。可是，在飞逝的时光前，王选却有着太多焦虑——历史的“人证”是那些细菌战的受害人，他们都年事已高，留给王选的时间越来越少。7年步履匆匆，她说，就是受那些向她伸出的一双双烂脚的催促。“停止和沉默都是对活着的、死去的老人的大不敬。”她把所有的精力和积蓄都用在了诉讼调查上面，然而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在牺牲什么，“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牺牲就不会去做，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从一开始，王选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
百分之一的希望也不放弃
日本律师曾经问王选，“这场官司输掉的可能性是99%，而且可能花二三十年的时间，你打不打？”“打！”王选没有丝毫的迟疑。“义乌人的苦难应该让世界知道。”怀着这个信念，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受害者毅然向东京法院递交了诉状。
在日本的10年，王选始终有种感觉：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战争中日军的种种暴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却都不知道。
索取赔偿不是诉讼的全部目的，王选说，“现在，多一个人知道细菌战的罪行，就是我们向胜利又迈进了一步。”1998年第一次开庭中，王选留下这样一段话：“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基于历史事实对于战争的正确认识，是日本和中国相互理解以及真正友好关系的前提。”她希望公众可以对历史事实有真实的了解，对战争有正确的认识。
毕竟，战争本身就意味着灾难。
王选的眼睛红了，不断加快语速，不断变化手势，不断提高音调。两个小时的采访，王选的喉咙又沙哑了，第二包“喉宝”也快吃完了，可在她嘴里，在现实中，侵华日军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痛仍在延续。“日本人民有权利也有必要知道自己的历史，它不应该被忘记，更不应该被遮掩起来，我们要通过这次民间索赔，促进对历史的回溯和澄清。”
“这不仅仅是赔偿的问题，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人权问题，关系到整个亚洲政治前途的问题！”王选已经认准了这条路，“如果败诉，也一定要上诉，哪怕只有1%的希望”。
事实上，从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到内阁参拜靖国神社，可以想见，让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这一事实，还很艰难。王选也很清楚。说起8月27日将要进行的一审判决，王选以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比诉讼经历，“有人说我头脑简单，可正是因为‘头脑简单’，我才可能把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进行到底。”
王选又回日本了，她要和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一起，去等待一个声音。
我们也在等待，不管多久。记者／李清川实习记者／茅文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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