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中的红军展示品
遵义的红军城雕
美国人索尔兹伯里花了十几年才申请到前来中国重走长征路的政府批准，1985年他激情万丈地向全世界诉说了这个“属于全人类的伟大故事”；2002年，中国染着金发的年轻“红色旅行者们”，神情是冷静的，眼波中常常荡漾着迷离。
“红色旅游”：在自费与公费之间
“喂，走快些啊！”导游摇着黄色旗子，在有些空落的遵义会址的院子里吆喝。
7月刚过，参观者不如想象中多，一点也感觉不到报刊上宣传的“红色旅游”的那股狂热。仔细观察，大多是组团来的。记者希望采访游客，但多次遭到拒绝。经再三做工作，才终于有人勉强接受。
“因为时间上很难安排，自己是不会来这里的。这是党组织的活动。”广东来的44岁的欧恩文略显羞涩地说。
“年轻人不知道历史，所以把他们组织到全国各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参观，我们刚从息烽来到遵义。”深圳市罗湖区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林容胜说。
该街道是第一次组队前来，共有20多个人。欧恩文特别对记者声明，“红色旅游”的经费“大部分是自己出的”。他睁大眼睛看着墙上的红军老照片，说那时的生活才称得上艰苦。
据经常报道“红色旅游”的一位当地记者说，采访这些游客很难，因为他们害怕被误会为变相的公费旅游。
四川长虹驻遵义的李朝阳说，他来遵义会址参观也是公务，是陪外地客人来的。“这个地方，主要是个名气。每次来都是这样，人不会太多的。”他今年28岁。他说，上中学时就在书上读到过遵义会址。
红军是在1934年底，以损失数万人的代价，渡过湘江进入贵州的，从此使偏僻的黔地大大扬名。在默默无闻的黔北小镇遵义，中国今后半个世纪的道路被决定了。
遵义会址，原是当地某军阀的住宅。会址外面，是光怪陆离的商业街。这丝毫没有影响会址内的肃穆气氛。红木椅子仍然是按原样摆放的。但连历史学家也说不清了，当年谁坐在哪个位置。
穿耐克鞋的青年人抽着三五牌香烟。地上有废弃的可口可乐瓶和柯达胶卷。人们带着冷静的神情，偶尔，是享乐主义的一笑。有时，透着不可思议的迷惑眼光。一切都恍如隔世。
大自然：不再是斗争的对象
人们是坐着飞机、开着汽车前来的。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红军有三大敌人，其中一个是大自然。但在如今的游客这里，自然界作为敌对面已不复存在。
仅在贵州，人们便投入巨资修路。该省以“地无三尺平”闻名，是全国唯一无平原的省区。当年，红军只能在窄得仅能二人并行的羊肠小道上翻山越岭。红军完成长征用去了一年。但是，人们说，如果红军现在重走长征路，仅需几天。到处是高速路，西南出海大通道已告建成。
“红色旅游”的时尚据说在去年建党70周年时达到了高潮。全国举凡有红军足迹的地方，都在一窝蜂地招商建旅游线路。但后来有一段时间情形并不十分看好。
媒体批评说，各地的“红色旅游”点，都不同程度存在票价高昂、服务人员不服务消费者、文物陈列没有游客视角等问题。这都使游客兴趣大减。
但更本质一些来说，还是革命圣地在与自然景点的竞争中，毕竟落在了下风。“有人说来遵义会址参观的人比去黄果树的人还多，那是假话。”当地一位官员说。
在著名的习水县土城渡口，四渡赤水的纪念碑高耸于小山上。蒿草埋过脚踝，四顾无人。“似乎很多年无人来过了！”省外宣办的小杨一边汗流浃背地爬山，一边皱着眉说。
虽然，习水努力要把四渡赤水作为宣传点，但是，厦门一家公司在该县投资一亿，开发的却是三岔河自然风景区。“来看红军渡河地的人不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晓林坦承。大自然，已经转换了自己的历史角色。
在赤水市偌大的红军烈土陵园里，松柏青青，上百座衣冠冢森然。但穿行于其间的，仅记者一行。而藏有诸多珍贵文物的纪念馆也不开放。
令斗争了一辈子的老红军们感慨的是，历史已进入了一个名为“休闲”的时代。赤水是国家唯一以市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地。这里有不亚于黄果树的瀑布群，有原始森林和竹海，已成为“重庆的后花园”。赤水市委宣传部部长袁以乔说，有外地的商家，甚至经国家旅游局官员做中间介绍，试图买断赤水桫椤森林“侏罗纪公园”的开发和经营权。
人们也常常提到“长征文化”。但是，什么是长征文化？一路上，许多官员自己也都说不清。
这时会想：如果没有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长征，还会轰动世界么？也许，西方人只是一种过于怀旧的人类罢。近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两名重走长征路的英国小伙子的专访，他们倒是一脚一脚丈量过来的，“是对身体和意志极限的考验。”而来北京采访的台湾记者，收看电视剧《长征》一直到深夜。
一切的一切：都在向前看
如今的贵州，沿着所有红军长征过的地方，一切都在“向前看”。
1935年，贵州还是盛产鸦片的地方，与红军作战的黔军，被称作“双枪兵”。按照人均GDP，如今的贵州还是中国最落后的省区之一。当地官员归结于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观念的落后。
正因为如此，贵州才更加发奋地要摆脱这种尴尬。在中国入世谈判主要成员龙永图的故乡，变化正在慢慢发生。贵阳和遵义都崛起了许多高楼。少数民族把自己的传统变成了商品。现代化、与国际接轨是此间的最大主题，称作“新的长征”。人们谈得最多的，不是红军的历史，而是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西电东送。
乌江作为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红军曾在这里抢渡，夺取遵义。现在，这里正在做电站的梯级开发，水库使乌江呈现出西陵峡的风景。原来红军搭建浮桥的江面上，耸立起了一座座大桥。
乌江镇年轻的女纪委书记说：“我们的地方经济，正依托电厂而发展。”在赤水河边，茅台酒厂正借助中国加入世贸的机会，雄心勃勃要在全世界建立销售网络。酒厂对岸便是红军纪念碑，但与茅台22层大楼比，则显得矮小了。茅台厂是红军保护下来的。当时，他们在酒库上贴告示，告诫士兵们不要破坏。
向前的过程中，有时也出现了太超前的事情。比如，遵义会议会址周围1.5平方公里内的近4万平方米民居，由于计划修建城市标志性休闲广场而被拆光。在国家文物局干预之后，当地政府不得不对有些历史建筑作了恢复性重建，但已失去其历史的“原真性”。
没有变化的，主要是生态。赤水河边，我们看到，上千只白鹭，栖息于江中小岛。世界上最大的——亿万年前恐龙的食物，也保存完好。袁以乔说：“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现在，觉醒了。”赤水县委宣传部的人上半年没有双休日休息，忙于在全国做旅游招商的宣传。
革命的记忆：并没有真的湮灭
我们一直想问，红军，在当地青年人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是否已经彻底地把他们忘记？
我们错了。虽然，土城渡口的纪念碑一片蒿草，四顾无人，但碑前却有新鲜的花圈。是土城某实验中学的全体师生敬献的。同样，赤水的陵园前，也有着同样新鲜的花圈，虽然孑零，却令人惊叹。
在贫穷的习水县，年轻的叶晓林如数家珍地讲述红军长征的种种细节，具体到某件事在某一天的时刻，以及某个士兵的姓名。他说，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
索尔兹伯里曾说，中国读者也许会费解，为什么长征也会引起欧美人浓厚的兴趣？他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除了在纪念日，确已不再是大多数中国人常常背诵的故事了。但索尔兹伯里所说的这种精神，怕是一夜间难以消弥它潜伏着的威力。也许，它就隐藏在乌江电厂层峦叠起的厂房中，也许，就匍匐在茅台厂千姿百态的建筑间。它是美酒，是高产稻，是高速公路，是滚滚的电能，是无穷的财富，但，这就是未来的一切吗？
回到北京，地铁站台里，画着F4的头像，电影院中轰鸣着《星球大战》的呼啸，染着金发的年轻人在振臂欢呼。长征，犹如科幻一般，留存在时空的晶格里，但红军战士们天神般永不停息的脚步声，却间或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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