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一事提高了华国锋的地位
1976年的4月5日，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悲壮的日子。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当日凌晨3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于上午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上午8时05分，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毛远新长达1个多小时的汇报后，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做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4月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在会上，“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不听吧，也不行。于是江青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份儿神。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近在咫尺的中南海。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说：是刘冰的信惹了祸，矛头是对着我的，现在不行了。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说：可以。
毛泽东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交代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代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通知警卫局的处长东方，让东方找个不大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一切布置好后，汪东兴赶往东交民巷，等待和邓小平谈话。
7日下午3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3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东方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我们全家人，送父亲走出客厅，走过院子，一直送到大门口。看着父亲沉着而从容地上了汽车，看着汽车开出大门，看着灰色的大门紧紧关上，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和父亲的最后诀别啊。刚才那种同仇敌忾的坚强气氛，顿时被一阵抑制不住的悲伤所代替。邓林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起来。我对邓林说：“哭甚么！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哭！”父亲走后，大约5点多钟，中办警卫局派人来接母亲。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甚么“指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之后，汪东兴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个决议”，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会议移至江苏厅继续开。江青等人问汪东兴：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广播后，4月8日，父亲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在发生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后，毛泽东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对于毛泽东这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父亲真心诚意地拥护。设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面临不堪设想的险境，我们的人民大众将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病体垂危之际，能保留这样一份冷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
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个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环境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妈妈的眼病复发了。
妈妈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甚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待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幸亏邓楠在父亲临走的最后一刻，想起给父亲口袋里塞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本来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及其结局，给本已病重的毛泽东带来的，绝对不会是欢快和喜悦。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压在毛泽东心头的忧虑变得更加沉重。4月30日晚，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形势。毛泽东用不听使唤的手，颤抖着，亲笔为华国锋写下三句话。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能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虽然已病疴沉重，但他非常明白地知道，他确立华国锋为接班人，“四人帮”必然不会满意，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他的身后，“四人帮”会闹事的。毛泽东为华国锋写下3句话，是在用他最后的一点力气，白纸黑字地写下他的嘱托。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这一嘱托，由华国锋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传达。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一天，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甚么也不知道。用甚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甚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在这封邓小平的信上，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划了圈。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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