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几名负责北京城市规划的工作人员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向专家们请教有关重新恢复舊禁城外菖蒲河沿岸的古建风貌的事宜。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主任杨林及其同事立即拿出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照片，规划人员所需的菖蒲河沿岸建筑原貌在这张照片上一览无遗，而且照片上还有当时舊禁城的全景、沙滩北大红楼、东华门等。据杨林介绍，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日军侵华时期在中国上空航拍的众多照片中的一张。1929年至1945年，日军以中国大陆军事目标为主，共航拍了3.7万张间谍照片。日本战败后，这些照片被美国得到，但直至1995年，这些照片才在美国公之于众。1998年，中方开始和美方接洽，历经周折，大概在两个月前，其中的部分照片才陆续回国。

　　昨天，在历史博物馆，记者独家采访了杨林及专门来华帮助中国专家解密这些照片的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专家John Scott Tambert(以下简称斯科特)。

　　照片在美重见天日

　　美国法律规定，超过50年的档案资料在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后即可公开。

　　1995年，美国国家档案馆相继解密了一批二战后美国所缴获的日军侵华时期的航拍照片。这3.7万张“航拍照”是日军从1929年到1945年间，以中国大陆军事目标为主拍摄的间谍照片，照片内容包括机场、火车站、桥梁、码头、城镇等，也包括一些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南京城墙、苏州园林等人文景观。

　　照片得以解密，原因有二。首先是财政预算的问题，美国虽然二战结束后不久就拥有了这些照片，但直至1995年前，一直将其束之高阁。保存这些资料开支庞大，为减免开支，政府决定将之交给美国档案馆，变成可供所有人研究的共享资源。再次是档案资料的搬家。1934年，专门为存放资料、照片建立的大楼，到1995年前由于资料的不断堆积，空间拥挤不堪。于是美国档案馆在1995年建了另外一个大楼，在资料搬运到新楼的过程中，包括照片在内的许多旧档案被重新翻出来，而宽敞的新大楼也为展示资料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中国专家立项研究

　　“解密航片”的目录索引通过互联网传向世界各地。1995年的一天，华东师范大学刘树人教授无意间发现了它，于是辗转数年的照片回国故事拉开了序幕。

　　1995年的一天，刘树人教授上网浏览，忽然一条消息跃入他的眼帘：“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二战’期间美军缴获的日军在中国大陆航拍的间谍照片”。多年的经验使他立刻意识到照片包含内容的重要价值。因为我国的航空摄影上世纪60年代才刚刚起步，而卫星遥感影像技术到80年代才逐渐完善，这批大半个世纪前的照片，有利于了解我国上个世纪20至60年代的地容地貌，及其他种种重要信息。于是他立刻把这个发现写成文章，刘教授的文章在历史学家、考古学专家中引起轩然大波，大家强烈呼吁要像保护文物一样抢救这批珍贵的图像资料。

　　1998年，国家有关部门为此专门立项，指示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人力就这些照片进行调研，并且拨专款进行复制。重担最终落在了杨林和他的同事身上。

　　美现有百万张中国航拍照

　　据了解，目前美国陆续解密的有关中国的航拍照片，除了日军侵华时拍摄的3.7万张照片外，还有美国在二战时期拍摄的大量中国大陆照片，美国U2飞机在1957至1978年间拍摄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23630张照片，及美国卫星在1960至1972年间拍摄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860000张照片。

　　赴美之前精心准备

　　为了从这3.7万张航拍照中挑选出值得复制的照片，节约国家经费，杨林和他的同事们接到任务后，决定先利用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通过美方在互联网上公布的照片目录及简介，对这批从未见过的照片进行初步研究。

　　与此同时，中美有关方面开始就此事进行洽谈。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我国专家准备赴美挑选照片，并且寻找合作的美方专家。

　　说起后来一直与中方合作的斯科特(John Scott Tambert)先生，还有一段故事。

　　1998至1999年，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一切都毫无头绪，杨林几经辗转找到了他北大的同学———现在美国华盛顿工作的刘原先生，他刚好从事的是影视行业，认识不少影像方面的专家。斯科特先生是一位有着21年影像研究经验的专家，他的老本行其实是研究电影史的图片。刘原找到他时，他对杨林他们涉及的领域并不熟悉，只是凭着对照片浓厚的兴趣才参与工作的，可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发现这些照片比自己日常研究的照片更有挑战性，因为这再现的是一段历史。

　　一周查阅数万照片

　　经过在国内一年多的初步研究，2000年2月，中国研究小组和斯科特先生第一次赴美，去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这批照片。

　　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小组当时只能在美国停留一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因为这批照片涉及军事机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别说外国人，就连美国专家也很难接近照片。当时杨林他们经常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办公室里，和工作人员玩猜照片的游戏。虽然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了目录索引，但并没有公开照片内容，所以只能根据简介来猜编号，编号内容吻合才能看到照片。

　　在美国的一周，杨林他们夜以继日，几乎毫无休息地看完了这3.7万张照片。他们没有时间去观光旅游购物，甚至连吃饭、睡觉也尽量节省时间，这种拼命的精神不仅感动了美国专家，也让美国官员和国家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感动。最后几天，美方尽量给这些中国人提供方便，使他们能看到这些照片的全貌。

　　肯定了照片的研究价值后，杨林他们回到国内，经过申请和准备，计划于2001年11月之前去美国把这批照片复制完。正当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由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地处华盛顿，又涉及许多的国家机密资料，所以经常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美国政府为此增加了许多安保措施，使接近照片变得更难，不光是这样，随时可能到来的警报经常使档案馆关闭，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必须离开办公室，停止工作。因此，原计划不得不往后推延。

　　珍贵资料终于回国

　　经过有关方面的争取，今年3月，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李季带队的中国研究小组又一次来到美国。专家们最后决定复制这批照片中的1.1万张。

　　由于要求绝对精密，复制工作相当繁琐，所用的设备、工具都是特殊的。据斯科特介绍，为复制这1.1万张照片，20多人辛苦工作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仅专门运输照片的就有6个人。提到运输，就不得不提到这批照片的存放地点。早在1934年和1995年，美国政府就修建了两个规模庞大的楼群用来储存和保护美国各种照片，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照片的底片缩水了。于是2000年，美国国家档案馆把它们转移到了美国弗吉尼亚西部的一座大山里，在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秘密地点存储保护。这个地点离华盛顿有200多公里的路程。在搬迁时，许多照片的编号都乱了，所以要复制一张照片，必须在两地往返多次。

　　今年6月，研究小组离开美国时，复制工作还有30%尚未完成，一直到前不久，这批总共1.1万张照片的珍贵资料才全部回国。

　　8月23日，斯科特先生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他将在北京逗留两个星期，帮助中国研究小组整理这批珍贵的资料。

　　斯科特先生表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上个世纪末解密的还有100多万张涉及中国的照片，不仅有日军侵华时期拍摄的，还有冷战时期美国拍摄的中国大陆的照片，以及corona卫星拍摄的间谍卫星照片，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能够复制这些照片，让中国的学者更好地研究中国。

　　据悉，斯科特先生将在今天举办相关讲座，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批照片，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巨资投入物有所值

　　复制这1.1万张照片总共花了20多万美元，它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

　　据杨林介绍，我国的航空摄影与卫星遥感影像起步较晚，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从来没有留下过一张航拍照片，因此许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的模样，比如地貌地容、矿产分布、城市布局、变化等等。从考古的角度看，一些遗迹、古迹可能因为炮火和岁月变迁，已经改变或者不存在了，但是有这些照片的参照，可方便学者专家寻找、研究。他拿起一张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北京紫禁城周边环境变化的照片，指着上面的景物说：“我们可以看到熟悉的故宫、景山、中南海，但有的已经荡然无存了，比如说东四牌楼、皇城根、城墙，今天就只剩下地名。最为可贵的是，通过它，我们能一览无余地看到城市的变化，目前正在修缮的菖蒲河在这张照片上也隐约可辨。”

　　杨林说，军事、考古、历史等不同领域的专家都能从照片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意义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

　　据了解，中国历史博物馆将在今年底完成对这批照片的编目、扫描等工作，今后将为它们建立数据库，实现共享。

　　航拍小常识

　　专家介绍，实现航拍最重要的是具备精良设备。二战期间，日军的照相设备在当时领先全球，所以有条件航拍。

　　航拍时所用的照相机一般放在飞机的腹部，当飞机飞过要拍摄领域的上空时，飞机腹部的机关打开，照相机自动拍摄。对于一些特定目标，也有摄影师会打开机舱门，对着物体直接拍摄。当时，日军的拍摄目标主要是有军事用途的机场、码头、车站、仓库等设施。据斯科特介绍，照片中出现部分中国人文景观的内容，可能和日军摄影师的个人兴趣有关，中国河山、景观如此壮美，摄影师情不自禁地忘记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将这些景观留在了镜头中。

　　观看这些航拍照片时，需要将两张重叠内容超过60%的照片重叠放置好，再用特殊的立体镜观看。通过镜片的折射，就可以看到像电脑三维立体图画一样的画面。(本报记者张毅 摄影 温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