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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脑死亡
“脑死亡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病人无自主呼吸并且脑电活动完全消失，这个时候，人的思维活动已经停止，作为社会学
意义上的人来说，实际上已经死亡。”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杜建新告诉记者。据介绍，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以心跳和呼吸终止为标志的死亡概念日益受到挑战。比如，呼吸机和维持心跳 血压药物的
出现，使一些已经出现生命衰竭症状的病人仍然可以借助外力来维持。而另一方面，脑电波的发现，则使一向沉默的脑部活动
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1966年国际医学界正式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两年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提出
了第一个“脑死亡”的临床诊断标准。目前，世界上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脑死亡的标准。
“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是对死亡的经典描述。当一个人的心脏还在
跳动的时候，医生可能已经写下了他的“死亡证明”
“脑死亡”这个对于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的词汇，近日成为新闻媒体的热点。日前，新华社在一则消息中透露，“
卫生部已初步制定了一份符合本国国情的脑死亡诊断标准，目前正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加以修改和完善。这意味着中国的脑死亡
立法已进入准备阶段。”这则消息还说，受“卫生部委托，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机构还组织专家制定相关的技术规范
、管理程序等，以作为立法的前提。”
所谓脑死亡标准，就是以脑组织或脑细胞全部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终结的标准。一旦执行脑死亡标准，就意味着“心脏
永远地停止跳动”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不再是对死亡的经典描述，很可能当一个人的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医生已经写下他的
“死亡证明”。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是否应立法承认脑死亡，这一涉及医学、法律、伦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就在中国不断引起争
论。此次，卫生部迈出推动脑死亡立法的实质性一步，又一次引来公众关注的目光。
确立脑死亡标准有何意义？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已经有了公众广为接受的传统死亡标准，为何还要建立一套“脑死亡”的新标准呢？针对这个问
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确认脑死亡观念和实施脑死亡法，可以适时终止无效的医疗救治，减少无
意义的卫生资源消耗，推进器官移植医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让人死得尊严些”。
某医院一位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护士告诉记者，她常会碰到家属要求对已经脑死亡者继续抢救的事。她说：“我们不
得不继续给予治疗，这些患者常常占有着有限的床位和呼吸机，让急需进入ICU和需要呼吸机的病人被阻挡在门外。作为医
务人员，的确很无奈。”
杜医生也谈道，在神经外科临床实践中，病人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大多数都存在脑死亡的情况。“有的患者在脑死亡
之后，还可以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呼吸和心跳达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这时是人力、物力投入最大的时候，每天至少要100
0多元钱，多的能达到上万元。对于有些患者的家属来说，这是沉重的负担，但医生没有出死亡证明，患者家属迫于道德的压
力，只好勉力支撑。”据了解，在家属要求坚持抢救的脑死亡患者中，公费患者占了绝大多数。
黄洁夫说：“抢救一个脑死亡的病人一天的费用，可以治疗上百个普通病人，特别是在我们广大的农村，还有边远地
区，那里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我们把大量的资源浪费在100％不可救活的病人，对完成我们卫生改革的目标是不相称
的。”
中科院院士裘法祖教授曾多次大声疾呼，为脑死亡立法，以使中国的器官移植研究更好地开展并得到法律保障。据了
解，许多脑死亡者尽管脑组织和脑细胞全部死亡，但其他人体器官往往是完好的，可以被用来移植。如果按照现行死亡标准，
则很多死者的脏器因长时间缺血而质量下降，存活率不高。据统计，中国现有100至150万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但每
年仅能实施13000例手术。许多危重病人因不能及时得到器官移植而死亡。
脑死亡是否剥夺患者“起死回生”权利？
最近有一条新闻，让许多读者对“脑死亡”是否应该成为死亡判定标准产生了疑问。据一些媒体报道，凤凰卫视主播
刘海若在英国遭遇火车出轨事故，被英国医院判定为“脑死亡”，但在北京接受了宣武医院的治疗后，她又奇迹般地恢复了知
觉，并有了语言能力。据此，一些人质疑如果执行脑死亡标准后，会不会使一部分本来能够抢救活的患者，丧失了“起死回生
”的权利。
就此，杜建新医生十分肯定地说：“脑死亡实际上是比以心跳和呼吸终止判定死亡更为科学的标准。真正脑死亡者是
不可能起死回生的。刘海若实际上并没有脑死亡，只是深度昏迷，当时，英国医院的专家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并准备对
刘海若进行脑死亡的鉴定，深度昏迷在临床表现上与脑死亡非常相似。”杜医生认为，脑死亡标准之所以更科学，就是因为脑
死亡具有不可逆转性，一些患者在心跳和呼吸停止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后，经过抢救仍然可以活过来，而真正脑死亡者的脑
电活动，是无论如何不会再恢复的。还有人以植物人复苏的例子，来说明脑死亡标准不可靠，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脑死亡和
植物人是两回事儿。在医学上，俗称的植物人被称做植物状态，这种患者具备自主呼吸的能力，只是不能与外界交流，有自主
呼吸是植物人与脑死亡者最大的不同之处。
脑死亡不仅仅是个医学标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医学界对脑死亡立法却表示了认同。但对于公众，从道德和情感上来说，以脑死亡作为判定死亡
的标准还难以让所有人接受。
记者在街头随机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10名被访者中有3人听说过“脑死亡”，仅有1人能够说清楚“脑死亡”
是怎么回事儿。当记者向他们解释了“脑死亡”后，有5人当即表示对以脑死亡判定生死不能接受。一名被访者说：“这不是
胡扯吗，心跳着嘛，明明活着，咋就能说是死了？”
在某医院，一位父亲刚刚去世的先生深情地说：“我父亲患了肺癌，全身转移。我目送他进监护室，却再也没有出来
。医生告诉我他已脑死亡，然而他的心跳和呼吸维持了6天，当然，是依靠呼吸机。虽然我明白他再也不可能醒过来，但我还
是不能接受把一个温暖的身体就那么送进火炉。虽然那6天里我承担了如天文数字般的监护费用，但当我站在监护室门前看到
那起伏的胸膛时，我知道，我还有父亲。”
来自社会道德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在某医院，一位母亲已经脑死亡却尚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她的儿子直言不讳：“我
是自费，已经借了很多钱，我也知道，我妈没希望了，但只要医生没写死亡证明，我砸锅卖铁也得救她，我不能让街坊邻居戳
着我的脊梁骨说不孝。”在谈到器官移植时，他说：“不可能，无偿捐献咱没那觉悟，如果有偿更不可能，我不能把我妈卖了
。”
当然，也有被采访者明确表示，脑死亡立法是社会的进步，应该支持。持这样观点的一位先生认为，与其靠插着呼吸
机活着，像一堆肉似的被人随意摆布，还不如早一点被宣布死亡，这样更有尊严。
脑死亡立法应该循序渐进
杜建新医生说，脑死亡判断标准必须很严谨，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脑死亡的标准，但没
有一个被全球公认。如果标准的限制条件宽了，人们会质疑脑死亡标准的严肃性和可靠性，如果限制条件很多，又会缺乏可操
作性。以心跳和呼吸终止作为死亡的标准，每一个医生都能判断。但脑死亡不同，必须要求医院和医生达到一定条件，判定脑
死亡一般要做神经电生理检查，包括脑电图和脑干诱发电位等，医院要有相应的仪器，而脑电波有时很微弱，需要医生具有相
当的经验。俗话说人命关天，为了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国外一般还要求不同的几组人员和几组仪器反复检查。
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认为，在立法过程中，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要慎之又慎。他说：“在立法过程中必须
要注意到三个问题：第一是科学，脑死亡的标准要符合我国的医疗科技水平，在我国医疗水平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制定脑死亡的
判定标准；第二是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考虑到我国不同层次的人们的伦理感情标准以及他们对脑死亡标准的接受程度，不能
脱离这些基础；第三是要考虑到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准。不能忽略科技、文化、经济和伦理道德背景。”
至于脑死亡者的器官用于移植，洪教授指出：这还包含了人权的问题，器官是否移植，决定权在患者自己和家属，这
样才能保障病人的人身权利，防止侵犯死者的权益，有效地防止滥用的现象发生，这应该在立法中体现出来。有些医学专家认
为，现阶段最好不要将器官移植和脑死亡联系起来，以免公众在感情上对脑死亡更加不能接受。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表示：脑死亡法是对几千年死亡观念的突破，对中国司法界是个新课题，中国人接受新的死亡
概念可能会有个过程。因此，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两种概念可以同时并存，群众选择死亡界定可以择其一或两种标准，允
许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本报记者霍雷实习生王莉
高铭程功胡铁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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