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充满凶险的“卧底”经历，使何铭大大丰富了阅历，而地方黑恶势力的丑恶行径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阴暗角落，也正被一点点暴露在阳光下

　　卧底黑道 一个法律系副教授的“打黑”传奇

　　何铭(为安全起见，在此使用化名)，西南某师大法律系副教授，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从1994年开始，他通过种种渠道，冒险深入黑恶势力，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8月16日有关他的传奇经历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8月29日，当本刊记者通过手机找到他时，何铭显得有些无奈。

　　“曝光”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经常有人把他当成“黑老大”，求他帮忙追讨债务；一些“道上”的朋友也“有些反应了”。“我正在想法设法消除影响”，何铭的四川方言中透出一丝忧虑。

　　如今，他已同当地公安局达成协议，继续从事“黑道”研究。

　　一个表情诱发他一个念头

　　何铭对黑恶势力现象的研究，始于1994年。那年7月，他带着20多个大学生到四川某县进行社会实践，在该县政法委书记办公室，一份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份广安地区政法委转发的四川省政法委的通知，要求注意当前农村的黑恶势力现象。出于职业敏感，研究法律多年的何铭，一下子萌生了研究黑恶势力的念头。

　　于是，他将学生分成4组，分别去看守所、公安局预审科、检察院等处，实地摸了摸情况。看了采集到的材料后，何铭形容当时“心情是沉重的”。这是他对地方黑恶势力现象的第一次接触。

　　回到学校后，何铭根据调查材料，撰写了他第一篇有关黑恶势力的论文《对农村地方恶势力的初探》。可是，这篇论文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9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黑恶势力频现，横行无忌。辽宁义县出了个“东北四虎”，还有刘氏集团、佟氏集团，海南出了手枪帮，王英汉新“南霸天”等等。这些犯罪团伙普遍的特点是：挑战法律，侵害他人利益，残害他人生命，为所欲为，鱼肉乡里。当一系列有关黑帮的犯罪事实摆在何铭面前时，他在震惊和愤怒之余，也坚定了研究黑恶势力的决心。

　　1995年，“中国第一打拐案”尘埃落定，一个只有23岁、长相漂亮的姑娘被作为主犯之一判处死刑。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女孩子对生命的漠视让何铭深受震动。记者问：“你这么年轻漂亮，面对死刑有什么想法？”女孩淡淡地回答：“吃也吃了，玩也玩了，死就死吧！”何铭说，女孩对死亡的无所谓态度让他怎么也想不通。

　　1996年3月，何铭熬了3个通宵，写成研究黑恶势力的论证报告，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年6月，审批部门同意了何铭的申请，并拨了2万元的研究基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看着案头上整理出的一沓沓报刊资料，何铭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其实，他心里是清楚的：要做好研究，必须深入“敌后”，拿到第一手材料。但黑社会是随便进得去的吗？何铭至今还对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态记忆犹新，他犹豫再三，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和那些黑老大接触！”

　　差点死在乱枪下

　　1997年夏，重庆某县破获一个长江沿岸系列抢劫案。当时恰逢何铭带着学生在该县社会实践，于是他决定先研究这个犯罪团伙，摸一摸他们的心态。

　　何铭找到当地的政法委书记，从他口中得知该团伙共有七八个人，经常在公共汽车上抢劫。在县公安局看守所，何铭见到了其中一名主犯，后者显得有些悔恨和无奈。何铭问他：“你们做这种事，就不怕别人反抗？”那人回答说：“我们一去就把别人吓跑了，我们也知道做这个判得重，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但如果遇到不‘懂事’的，就只把他弄翻。”

　　听了这些话，何铭终于明白几个人抢几十个人的事儿了。枪打出头鸟，导致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车上十几个人“规规矩矩”地就被几个人打劫了。黑恶势力能够横行，主要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人们的弱点。

　　通过这种方法，何铭接触了十几个黑恶势力的主犯，他们走上黑道的原因不尽相同，但都犯下了累累恶行。所有谈话内容，都被他记在了厚厚的几大本笔录上。但何铭还不满意，他总觉得有些犯人的话掺着“水分”，不能完全相信。要想得到第一手材料，那就只有深入黑恶势力内部，和黑社会老大们“亲密接触”了。何铭耐心寻找着机会。

　　1998年下半年，何铭从一位高中同学处得知，他有个同学是“吃血饭”的，他知道机会来了。通过高中同学的引荐，何铭认识了外号叫“刀疤”的黑老大。他专门在药材市场收取“保护费”，受甲老板委托到乙老板处“收账”，然后再受乙老板委托到丙老板处“收账”。“收账”的办法很简单，不给就动手，整日在刀光剑影中过日子。

　　“刀疤”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家里只他一个儿子，从小养尊处优，长大后一事无成，后来去内蒙古当了特种兵。父亲退休后，那种人走茶凉的感觉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复员后他进了一家企业，企业垮了他就无所事事。这个昔日的“公子哥”有种生不逢时的感觉，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想法偏激，最后走上了刀尖上讨生活的道路。

　　一年后，当何铭再次见到“刀疤”时，他有些黯然神伤。原来，他的老大位置已被取代，这种取代是残酷的，他内心的那种“自尊”受到了强烈打击，但他居然能夺回霸主地位。

　　新来的老大是一个文弱的年轻人，二十几岁，大学本科毕业。何铭注意到，“刀疤”对他言听计从，恭恭敬敬的。至于“换位”的经过，何铭是后来才知道的。

　　年轻人本是新进来的，但他有头脑，“刀疤”几次遭遇危机都在他的指点下化险为夷，而内部一旦出了事情，年轻人也能毫不费力地解决掉。平时，他很善于结交帮会骨干，慢慢地取得了其他人的信任。于是在一次风波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新老大。

　　何铭随后见识了新老大的“功力”。年轻人一开始便“改组”帮会，进行明确分工。他首先设立“信息员”，打听到哪里的老板外面有债权，数目是多少；同时了解债务人是谁，有无偿还能力等；然后派出“谈判员”，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让老板们相信不依靠他们，就算法院判下来也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新老大还加强了内部管理。他们硬性规定讨债的佣金，如果发现“执行员”多收钱，就进行剁手指等残酷惩罚。

　　越来越多的黑老大看到了“文化”的力量，这是何铭“卧底”经历中感受较深的一点。北方某市一位在当地“呼风唤雨”的黑老大杜枪，就是其中之一。杜枪由于种种原因坐了两年冤狱，出狱后心灰意冷，对社会充满了偏见。他相信只有黑恶势力才能保护他，于是加入黑恶势力组织。因为他有文化，几年后就坐上了老大的位置。

　　几次见面后，杜枪就与何铭称兄道弟了，杜枪比较欣赏文化人，对何铭充满了敬意。何铭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许多黑社会组织的内幕，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最为鲜活的材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

　　尽管和黑恶势力的头头脑脑关系融洽，但有时也会有危险。“一次我就差点被乱枪打死。”何铭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是心有余悸。当时在四川一个小县城，何铭通过朋友介绍，以法律专家的身份去见当地某黑社会的一个头目。该头目把何铭领到一家夜总会，服务小姐不小心把茶水洒在了他身上，他便快步拉住她，挥手就是一巴掌，随后，他身边的几个壮汉冲过去，抡起凳子就是一阵毒打。

　　就在何铭惊魂甫定时，夜总会的门忽地被推开，几个汉子持枪冲进来，何铭还未看清，头目一个虎扑把他按倒在吧台里，瞬间听见乒乒乓乓一阵枪响。不到一分钟，枪声消失了，何铭从吧台里探出头，赫然发现地上躺着4个人，浑身是血，冲进来的壮汉早已不知去向。

　　到2002年，何铭接触到的“老大”级别的黑道人物有十多个。这些“老大”分布在海口、广东、湖北、四川等地，骨干多达上百人，资产最多的达到数千万。

　　沉默的暴力：隐陷性胁迫

　　在研究过程中，何铭意识到一个新问题：隐陷性胁迫。这是指犯罪嫌疑人没有使用暴力手段，也未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但在精神上形成强制，阻止受害人的反抗。何铭认为，这与以简单的使用暴力不同，如今的黑恶势力常采用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敛财，最常见的就是利用隐陷性胁迫。

　　何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黑老大去银行存钱，看到一个营业员很漂亮，于是就把她约了出来。他们在一个地方见了面，黑老大什么也没说，就拍了拍她的肩。没过多久，两人就同居了。后来，女营业员跑出来把黑老大告了。

　　但像这种情况就不好定罪，他只是拍了拍对方的肩膀，甚至连一句威胁的话都没有说，但有一股无形的压力使女营业员就范，那就是人们对黑恶势力的恐惧。从手法上说，结伙作案，重复作案，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暴力威胁。因此，何铭建议人们要勇敢面对黑恶势力，善于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除此之外，何铭认为，目前我国应该完善有关黑社会的立法，制定有关黑社会的专项法律，进一步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构成要件。目前，关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只有《刑法》第294条对此进行了立法，但这个立法不管是从认定犯罪，还是从量刑的角度上看都是需要完善的。

　　黑恶势力产生的根源

　　在黑帮卧底3年多，何铭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素材。近日，由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黑恶势力犯罪研究》即将出版，该书从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4个方面，对地方黑恶势力产生的根源做了详细阐述。

　　“事实上，黑恶势力形成的根源非常简单。”何铭向记者介绍说，“首先，它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20世纪初，黑社会势力曾达到极为猖獗的程度。既然称之为‘社会’，那么这一组织群落必然有其特定的结构，以及特有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黑社会势力在组织结构上逐渐被消灭，但其内在文化却‘潜伏’下来，后来通过一些武侠小说、电影等媒介的有意激发，黑恶势力得以‘借尸还魂’，从而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这是它产生、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

　　黑恶势力的形成还有其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逐渐丰富，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改善了人民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一些人的欲望。在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中，一些非法致富者的出现，刺激了人们用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冲动。同时，我国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自由、放开，也使个人开办公司的可能成为现实，这也在客观上为一些不法分子进行非法勾当穿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

　　此外，在政治上，随着社会控制力的减弱，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混入乡镇一级的组织。例如，有些地方乡镇吸收了许多社会闲散人员，组成“棒子队”，向农民追讨税费；在另一些地方，甚至将这些人吸收进了联防队和治安处，为他们从事不法活动提供了政治保护伞。

　　打击地方黑恶势力，任重而道远。在采访结束时，何铭告诉记者，他将继续深入“黑社会”，将研究进行到底。 记者／苏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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