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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到1999年，成都经济总量增长30倍，增速远远高于同期的全省和全国。进入新世纪，成都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强劲增长的动力源于何处？实践提供了答案：始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创新观念，锐意深化改革。
观念：激浊扬清
原华西医大制药厂欲上一技改项目，立项、审批，条条、块块，游走3年，在盖了60多个公章之后，却被告知“长跑”才过三分之二，到正式投产，还得盖30多个公章。市领导严词怒斥，责令一查到底。查的结果是，所有公章都有“红头”文件作依据。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成都的一件事。大家都照章办事，结果却办不了事、办不好事。透过体制性障碍，不难看出观念的障碍。2000年春，一场“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投入西部大开发”大讨论席卷全川。在发轫于此的四川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中，成都以“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呐喊表明向旧观念决裂的心声。“成都”牌电视机曾经和“长虹”牌电视机在规模与品牌上难分伯仲。10多年如白驹过隙，“成都”已成绝响，“长虹”则以中国“彩电大王”身份欲问鼎全球。在21个市州“擂台赛”上，成都这一绝对的“团体冠军”却拿不出多少“单打冠军”。“长虹为什么不产生在成都？五粮液为什么不产生在成都？乐山－菲尼克斯项目为什么不落户在成都？”省委书记的3个“为什么”，语重心长，撼人心灵。反求诸己，成都市领导意识到，解放思想，成都不仅面临整个四川都面临的破除旧体制下形成的旧观念这一同样的任务，而且面临富有成都“特色”的任务：破除在长期“团体”领先条件下滋生的“自我感觉良好”意识。2001年7月，王荣轩、李春城率团到“内江速度”诞生地学习。“学成”归来，王荣轩提出一个实际上已蕴涵答案的问题：“成都客观条件比内江好，内江能做到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不到？”有了思想的冲破“牢笼”，就有了眼界的冲破“牢笼”。一路学习，一路咀嚼，成都在“吐故”的同时，也在“纳新”：从绵阳长虹、宜宾五粮液到“巴中精神”；从乐山招商引资到自贡盐业脱困，成都于认识他人中重新认识自己。成都媒体“破除自我感觉良好”的大讨论，吸引了从决策层到市民的广泛参与———成都人上了一堂多年来没有过的精神“健身”课。
改革：要隘攻坚
观念引导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改革思路一新，“山重水复”处，也是“柳暗花明”时。2000年9月，濒临破产的成都无缝钢管厂被攀钢兼并，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齐头并进，攀钢成都无缝公司奇迹般地在3个月内就使累计亏损达10亿元的企业实现盈利。兼并前成都为攀钢入主的清障动作令人叹为观止：剥离无缝钢管厂下属10家活力式微的企业，分流1.7万名职工。2002年5月28日，西部迄今为止最大一次资产重组在成都完成：攀钢成都无缝公司同成都钢铁厂联合重组产生的攀钢成都钢铁公司，成为西部最大的建筑用钢材生产企业。高达60亿元的资产整合在4个月内完成，规模和速度都改写了成都国企改革的纪录。与被兼并前的无缝钢管厂不同，成都钢铁厂日子红火。拿出这家企业来重组，成都立意高远：“靓女快嫁”，携手攀钢，诞生一项“单打冠军”。另一项“单打冠军”蓝图已成。面对呼之欲出的中国“汽车时代”，年产2000多辆旅行车的四川丰田如何做大做强，一直是成都市领导的“兴奋点”。前一段，成都盯上了与日本丰田公司的合作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的中国一汽集团。7月中旬，成都代表团登门一汽寻求合作，一汽随即考察成都求证双赢。8月下旬，成都市与一汽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牞由一汽控股四川丰田中方母公司四川旅行车厂。8月底，一汽与日本丰田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内有一汽与丰田在成都联合开发多功能越野车条款。年产1万辆旅行车、5000辆多功能越野车、1万辆中重型卡车，年产值100亿元———这就是仅用一个多月时间重组成功的又一大型企业集团。两大成功重组案，使成都国企重振雄风的战略意图凸现。从宁江机床厂职工全员入股，到华融化工收购成都湔江化工厂欲建亚洲最大的钾化工基地；从一家香港企业入主改制激活了原新都氮肥厂这条“休克鱼”，到成都红光的无效资源即母公司“安乐死”而存量有效资源股份重组……世纪之交，成都国企改革大手笔迭出，主题是通过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今，8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完成改制，75％以上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产权多元化。拥有资产16亿元的成都工业投资经营公司的建立，搭起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新的操作平台。社保体系的建立，则为深化国企改革架起“安全网”。2001年，成都在四川率先实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接受培训后的10万多名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到55％；从市到区市县、街道社区的就业服务网络，10个再就业基地、100个社区就业服务中心、1000个社区就业实体正在构建中。
政府：进退自如
2001年6月22日，西部唯一的出口加工区在成都通过国家验收。7月18日，美国帕克公司落户于此，当月产品出口并盈利。谈及抢滩加工区，公司董事长邱宇光称“这里非常有优势”。零点调查、《智囊》杂志最近对中国十大开发区的联合调查表明，成都投资环境最受投资者信赖。这无疑受惠于始自去年的成都投资体制改革。去年4月11日，《关于加快成都市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随即推出13个配套文件。这一“组合拳”式的改革包括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完善投资中介服务体系、依法查处损害投资环境的行为，核心是政府的退与进，目标是企业的大与强。以赢利为目的的竞争性行业，由社会投资“角逐”，政府一般不再投资。政府之“手”退出应该让市场之“手”动作的空间，收回来的“手”则着力于规划、指导、协调、服务。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62项减少到37项。政府投资项目和非政府投资项目，从立项到验收的必经环节分别减少到18项和14项。全面改革投资体制以来牞成都市共废止行政审批事项501项，使市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一半。由砍掉一半可以看出成都向“审批经济”告别的决心，而由决策层“不能简单以数量来衡量”的冷静，不难推断这一改革的可持续性和质量。今年上半年，成都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在50％以上。投资者对成都投资体制改革的切身感受是“政府在革自己的命”。“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展新跨越的精彩开局，给成都带来有形财富的巨大增加，也带来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一无形财富的巨大增加———正是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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