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再过几十天，党的十六大就要召开了。这次会议将进一步明确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在新世纪的发展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企盼着党的十六大召开，努力以创造新业绩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党在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了新鲜经验。这些，为把党的十六大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报从今天起，将陆续推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的大型系列报道，从青年的视角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反映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报道广大团员青年和各级团组织创造新业绩，迎接十六大的实际行动。首先与读者见面的专栏是《巨变无声》。

　　8月29日上午9时。一辆白色货车，从机关大楼林立的北京三里河出发，穿过长安街，驶过中南海，滑进了天安门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

　　车里，是一块4米高的牌子。“‘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牌子，终于被我们收进博物馆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年轻的副主任陈禹说，“牌子很重，需要4个小伙子抬。”

　　自从1998年国务院旨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机构改革始，陈禹就盯上了这块牌子。他说：“我们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生活过的人，知道这块牌子的分量。”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牌子“运”进博物馆，只用了20多分钟。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走了不止20年的艰难路。

　　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眼里，告别计划经济，不是摘个牌子那么简单。一段揭开的历史表明，早在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人时就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吴敬琏透露，当时邓小平夸奖，“这个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但伴随着“计划”向“市场”的艰难过渡，火药味浓烈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1990年7月5日，在国家领导人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有的经济学家为捍卫自己的计划经济观点，当场竟激愤得不能言语。也就是这次会后，吴敬琏得到一个大名鼎鼎的绰号：“吴市场”。“当时对我完全不是美称，而且有着很厉害的贬义。”吴敬琏回忆说。

　　1991年，吴敬琏与人合著《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的书稿，遭到多家出版社拒绝，就因为书名中有“市场”的字眼。有家出版社决定冒冒风险：所有社领导都为这本书出版签字，“如果撤职就一起撤”。以后这本反复再版、一再脱销的书，成了“影响新中国经济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一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正式写进十四大报告。

　　今天，吴敬琏笑解当年：“为一个名词无休止地争论，是中国转型期的独特现象。其实，在名词背后，要突破的是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定势、体制和利益格局。”

　　三里河月坛南街38号，取代“国家计划委员会”牌子的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曾在这个苏式建筑里工作了20多年的前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86岁的袁宝华回忆说：“当年国家计委的地位非常重要。我们的一把手，都是政治局委员级的大人物。”

　　这位见证中国计划经济起步的老人说：“1950年，我们去莫斯科谈判新中国的156个建设项目。苏联人说，中国人不懂计划经济怎么搞。于是我们就开始现学，上课，记笔记，学了9个月。我们做笔记的那个小册子，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本计划经济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说：“不仅仅是国家计委，在那个年代，所有政府部门都是计划经济的分支。”他所在的计划系，曾经是人大的“王牌系”。他说：“过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现在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两个字的变化，其职能有了天壤之别。”———“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多计划的是资金和物资的分配，而现在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要从事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今天，陈禹在向我们展示博物馆收藏的粮票、布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千奇百怪的票证时，仿佛是在用实物再现那个离开我们并不太遥远的“计划经济”年代。当记者对一枚火柴票发生好奇时，顾海兵教授说：“不要觉得火柴票可笑，在当时火柴属于能源，牵扯到国计民生的东西，当然需要票。”

　　顾海兵教授曾经工作的“计划系”，10年前已更名为“国民经济管理系”，去年又变更为“公共管理学院”。这里专门培养MPA，一种新型的公务员。

　　虽然每天和“市场”打交道，但听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牌子收进博物馆”的消息，29岁的罗瀛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1991年，她以高分考进人大计划系。“当时，每个同学都憋着劲，毕业后想挤进国家计委这个有权的大院”。可她们毕业时已没有分配计划了。

　　这位现在任职于北京中关村管委会的公务员说：“现在我的职责，就是为海内外的老板服务，让他们的‘市场经济’落户北京硅谷。” 本报记者 王尧

　　关键词：计划经济

　　杜涌涛

　　经济学辞典中，关于“计划经济”的词条背了不下20遍还是记不住，但记忆中的“计划经济”并不因岁月的销蚀而褪色。

　　穿越一条30年的长长时光隧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光脚丫穿着麻绳纳底的布鞋，“啪嗒啪嗒”向我们走来。这男孩一年四季穿一身灰布外衣。冬天絮上棉花是棉袄，夏天去掉棉花是外套。即使是这身衣裳，也是他的哥哥姐姐逐次传给他的。不光是钱不够用，布票、棉花票也吃紧啊！

　　穿衣还在其次，吃饭更是当紧。俗话讲：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粮食在那个年代是严格定量的。成年人每月细粮粗粮供应28斤，孩子就惨了。一般家庭，如果有四五个孩子，全家工资相当一块就给“高价粮”支出了。饥饿像个甩也甩不掉的影子，一直相伴着这个小男孩的童年。

　　但这丝毫不影响小男孩的快乐。他有快乐的理由。从他懂事起，有一种憧憬就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他的脑海———共产主义就在不远的未来。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几个小伙伴在一起憧憬：

　　到了共产主义你想要什么？

　　一个说：要一双皮鞋、一双凉鞋、一双球鞋、一双布鞋。

　　另一个说：每天可以吃一顿红烧肉。

　　今天，回到30年后长长隧道的这头，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小伙伴都已人到中年，只留给我们在市场经济严风酷雨中拼杀的一个背影。

　　虽然，还远没到小男孩他们当年憧憬的共产主义，但他们当年的愿望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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