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人民出版社成立50周年之际，我打开书柜，拿出我在编辑帮助下出版的19本书，一本本翻阅，一点点回味，似乎又看到了一位位“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们的身影。

　　我最早与出版社结缘是70年代初，那时我被临时抽调为安徽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江淮烽火》采写民兵故事。组织采写的政治部干事比我小五、六岁，办事特别认真，送给他的稿子常常被打回重写。他总是用一口浓重的怀远话数落道：“这样的稿子能往出版社送吗？写书可不是闹着玩的，编辑同志说了……”，使我们对那位未曾谋面的编辑肃然起敬。

　　没多久，干事让我去送稿。由于年龄相仿，又有一些共同经历，我与那位编辑非常投缘。当我看到他编好的书稿上那些流行的政治术语和毛主席语录被整段整段删除了，就好心地劝他少删一些。他却说：“故事就是故事，硬插上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语录算什么？不过，我也有挡箭牌。”说着递给我看他写的后记，上面满是政治术语。他得意地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我被他的正直和智慧深深折服。

　　1980年7月中旬，出版社编辑、老同学张召奎来电话，说在报上看了我就先进典型李强采访省委书记的稿子，觉得可以以《怎样看待生命的价值》为题出一本书。我那篇文章不过3000多字，怎么能成书呢？他笑着说：“社会关注的热点才是编书的缘由。把有关的通讯、故事、评论、摘编的李强日记、报上讨论的文章，还有团省委关于开展向李强学习的决定汇集在一起，不就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吗？”这本书后来发行了8000册。张召奎是个热心人，重友情、讲信义，不仅甘为作者做“嫁衣”，而且总是倾心尽力让“嫁衣”锦上添花。

　　还有两位编辑对我帮助也很大。一位是梁鸿猷，另一位是夏光明。1984年他俩负责编我的书稿《红娘趣话》。夏光明年轻，常帮我查资料，一有什么想法就跑到我家商议。书稿有些地方改动较大，夏光明每次都认真帮我誊抄清楚，我感到很过意不去，就在作者署名处加上了他的名字。他忙划掉，笑着说：“编辑就是编辑，怎么能贪功呢？”那份磊落与真诚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深为感动。

　　我俩把书稿改好送给梁鸿猷终审时，只有书中引用的一句毛主席的话查不到出处，是毛主席对红娘的评价，我在《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看到摘录的。我查遍了单位里所有的《人民日报》也没有查到，便给老梁说摘录时校对过好几遍，绝对不会错。老梁回答得很干脆：“当编辑的不见兔子不撒鹰。来我们资料室查。实在查不到只好删掉。”我赶到出版社，终于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老梁一个字一个字对了一遍，这才在发稿单上签了字。

　　近几年合作最多的编辑是周哲波。他一口肥西乡音，办事待人非常实在。但思路非常开阔，市场观念很强，一谈到出书，第一反应就是“好卖吗”？1997年初，他约我参与主编《古今应用文大全》一书。我当即回绝道：“这不是我的强项。”他却鼓动我：“你的应用文课讲得好，更重要的是现在专才好找，像你这样方方面面都能贯通的，还真不好找呢！”接着又和我大叙多年友情。说得我只好放下手头的事，让他牵着鼻子走了。(王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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