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9月17日电(记者令伟家 刘刚 陈敏)今年8月3日，在重庆市三级法院50多名法警监督下，挖掘机挥动着强大的钢铲铁臂，将忠县石宝镇老街上的一栋三层小楼轰然推倒。随着倒塌的小楼尘埃落定，《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施行以来首例强制拆除案宣告结案，三峡工程建设驶入依法移民的历史轨道。

　　国务院2001年3月1日施行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规定，既要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种侵害移民权益的行为；又要保障工程建设如期推进，依法处理无理拖延或拒绝搬迁的移民。今年7月1日施行的《重庆市实施<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办法》62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搬迁或故意拖延搬迁，经说服教育、警告责令后仍不搬迁的，依法强制执行。

　　明年6月三峡工程开始蓄水发电，千里库区移民拆迁工作紧锣密鼓。重庆市移民局估算，从现在起到今年10月底前，三峡库区每天需拆除房屋3.66万平方米，否则可能出现“水赶人走”的被动局面。在这个层面上看，发生在石宝镇的强制拆迁案，对库区移民拆迁工作的现实推动作用，绝不亚于它所创造的“第一”的新闻价值。9月6日，记者在忠县石宝镇对当事双方进行了深入采访。

　　楼的主人叫周康福，今年49岁，原是忠县涂井乡永兴村农民。记者走进他在石宝镇新街的租借房时，周康福正埋头裁剪衣服。前屋摆着布匹和小百货，后屋堆放着锅碗瓢盆。“家里4口人，老婆是农民，两个儿子在广州打工。十几年前就不种地了，老婆跟着我在外面搞裁缝。1990年我买了石宝镇的城镇户口，第二年花了一万六千元，在老场镇买了一座三层砖木楼。1995年我从石宝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贷了16.7万元，在石宝镇码头办了个汽车轮渡，往对岸的西沱镇摆渡。1999年镇上清理‘三金’，我没钱还贷，就查封了我的轮渡。”

　　“去年4月新场规划移民小区，我在中心街报了名，但镇上说我欠基金会的钱，不能给我划地。7月份我又报名去光辉街，镇上还是不同意。今年3月，我听说买了城镇户口的农民可以享受农村移民政策，就把户口从石宝镇迁到涂井乡，领了6万多元移民补偿费。4月份我回到石宝镇时，派出所不给我上户口。我只好把户口迁到忠州镇，人还是留在石宝镇，房子也没有拆。”

　　“今年3月21号后，镇上大大小小的干部天天往我家里跑，动员我早点搬迁。我问往哪儿搬，他们说和平街或者半边街。我嫌那里条件差，没有答应。最后镇党委书记说只要愿意搬，地方由我挑，我就选了中心广场和一号街。书记说广场不是居民区，一号街地价我又嫌太贵，就没有同意。”

　　“到7月底的时候，老场镇上的居民都搬走了。镇上干部又几次到我家里，我都没有答应。8月3号早上，我还在吃早饭，就来了50多个穿制服的人，把我家里的所有东西搬出来后，挖掘机就把房子推倒了，我只好到新街租房子住。后来看报纸，我才知道重庆市、万州区和忠县法院都来了人。现在镇上给我划了地方，但那里条件太差了，我还是不愿意去。”

　　采访完周康福后，记者又采访了石宝镇党委书记申云。申云说：“周康福的说法基本属实。1999年清理‘三金’、‘三乱’，镇上扣了周康福的轮渡，但他偷偷地把轮船开到了其他地方，到现在没还基金会一分钱。2001年镇上让他选地基，他挑肥拣瘦，说自己原来的门面地段好得很，新场镇非中心广场不去。我们那时候也想逼逼他，让他还了基金会的钱，就说先还贷再划地。后来他听说农村移民补偿费高，就带着石宝镇补给他的一万八千元迁到涂井乡去了。”

　　“石宝镇是重庆市移民迁建先进单位，我们按计划要在7月底前拆迁完毕。周康福已经迁出了石宝镇，按理说与我们没有关系了。但我们为了让他早日搬迁，就答应给他上户口，地方也由他自己挑。但挑来挑去，周康福还是非中心广场不搬，这不是明摆着难为人吗？后来忠县移民局为了保证我们按期拆迁，就按最近出台的移民条例，向忠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对周康福强制执行。后来就有了强制拆除第一案。”

　　采访结束时，镇上的干部告诉记者：“周康福确实有两个儿子，但都没有打工，而是在上大学。你们采访之前，周康福已经在半边街选好了地基，但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又要反悔。周康福拿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但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殊公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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