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声 “我为厂里许多职工分配过福利住房，但自己却被挡在福利住房的大门之外。”9月16日，河北某汽车修理厂行政科科长杨金波接受记者采访时，提起“户口”给全家带来的辛酸与沧桑，1小时谈话，几次被哽咽阻断。

　　1950年出生的杨金波，10岁时随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从城里搬到农村。20岁时，一直在县城上学的杨金波高中毕业，准备在城里就业，却因农村户口，不能安排工作。

　　靠着拼命苦干，杨金波好不容易在汽车修理厂找到一份差事，后来还当上厂里的行政科长。30年来，他无数次申办城镇户口，却因同样的理由一次次被拒绝。

　　长期以来，户籍是中国人等级、身份的标志，决定了城乡的两重天地。城镇户口作为城里人享受粮油副食供应、入学、就业的“绿卡”，让城里人享受着国家特殊政策的庇护与惠泽，而像杨金波这样的农村户口，在城里几乎无立足之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松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和市场经济大潮，使这道曾经不可撼动的篱笆墙被撕开了口子。

　　有专家说，城镇户口含金量的贬值得益于市场经济，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远比它带给经济领域的变革更深远。

　　今年30岁的张伟，10年前从湖南株洲农村来到北京打工，虽说现在还没有北京户口，但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和一副“老板”的仪表，让你丝毫找不出农民的影子。他的名片赫然印着北京市望京某装饰公司经理、设计师。他指着北京望京住宅小区的高楼，自豪地对记者说：“望京的许多房子都是我给设计装修的。”

　　像张伟这样一大批随着市场经济大潮涌入城市的农业人口，从根本上实现了数千万农民户口的大转移。国家相继出台的城市暂住人口管理办法，用暂住证代替农民进城后的户口，破开了禁止农民迁徙城市的坚冰。

　　今天为许多流动就业人员所诟病的暂住证，其实在出台之初，本是一项非常开明的政策。

　　与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相比，有些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户口准入政策，更加灵活、宽松。

　　2000年，青岛市明确提出加快农业人口就地转化政策；2001年4月，广西宣布将逐步取消“农转非”计划指标限制，今后将逐步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管理制度；同年7月，宁波取消了农村人口进城镇落户指标的限制，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12月，天津规定工作满3年的大学本科以上人员，其配偶、子女户口可全部进津，并办理“农转非”……

　　石家庄更彻底。2001年8月1日，该市公布“直系亲属投靠、外来投资、管理技术人员、买房、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等7条全面放开户籍的准入政策。也是这一年，杨金波一家悬了30年的农村户口终于落进了城。

　　如果用波澜壮阔来形容农民进城在城乡户口大转移上所创造的历史变革，那么，我们不妨用润物细无声来诠释各地破解夫妻两地分居户口难题时所付出的真情努力。这数百万例的户口大迁徙，带给无数现代牛郎织女的福音，远远超出了户口本身。

　　1989年，国家只对博士及获国家级奖励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要求及时解决其夫妻两地分居问题。10年后，国家人事部、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中小城市可逐步放开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政策；有条件的大城市要逐步放宽条件；对于人口压力较大的特大城市，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缓解当地干部夫妻两地分居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国庆谈到户籍制度变革时说：“国际通行的人口管理办法是身份证管理制度。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转变中国人社会生存上的文化观念，以及实现公民生存状态的公平、平等，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今年6月15日，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又传来消息：上海对常住上海的引进人才、外来务工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行居住证制度，持有居住证的外来人员享受的待遇与上海市居民相差无几。这项被称为“新户口”政策的出台，无疑为中国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历史照片：从2001年11月20日起，在郑州市，凡属投靠亲属、新生儿、购房、投资纳税、工作、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只要手续齐全，就可以申请将户口转入郑州市。郑州市此次户籍制度改革在购房、纳税、投资、人才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最大限度地放宽了条件要求，同时取消了户口审批指标的限制，放宽了年迈老人和少年儿童迁郑入户的条件。首批办理入户的约有17万人，主要是长期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外地人。

　　每月2元享用15M邮箱 中大奖游海南游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