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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个儿，带一副无框眼镜，说话慢声细气，举止斯文有礼。记者实在无法把这个坐在对面的中年女子和“六进宫”
的女贼联系起来。翠花自己也说，她走到哪儿，人家都以为她是中学老师，在公共汽车上如果有人被偷了钱包，就是把整个车
厢的人都怀疑遍了也决不会疑心到她头上。
“进宫”经历从14岁开始
其实，翠花连初中也只上过一年。但她的人生经历中，赫然写着一系列让人意外的另一面“辉煌”：1974年第一
次劳教，在看守所呆了一年，当时年仅14岁；1983年第一次进了监狱，当时刚刚结婚三个月；1992年第二次劳教，
在女子劳教大队呆了两年半；1997年第三次劳教，因怀孕缓期执行；1998年第四次劳教，在女子劳教所呆了两年半；
2000年第五次劳教，至今仍在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劳动教养。
她把自己走上歧路的原因归罪于14岁时的遭遇。据她自己说，那年，她因为小偷小摸进了看守所，从许多惯犯身上
学到些歪门邪道的“知识”。出来后，翠花找了份普通工作，又找了个普通工人结了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
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许多人开始致富。老实巴交的丈夫并没有什么生财之道，身为工人的翠花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又
不思进取，那些歪门邪道的“知识”让她蠢蠢欲动。
第一次动手时的状况已经没有印象了，倒是那种“越偷越顺”的感觉令翠花记忆犹新。翠花很“勤奋”，每天都要“
工作”几次。红桥、天外天、万通等小商品市场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她甚至凭借文静的外表出入学校办公楼，一层一层地搜掠
，将钱物席卷而走。如此疯狂行窃的后果就是一次次被劳教。一到女子劳教所，她人还在调谴处接受入所教育，所里的干警们
就相互流传：翠花又来了……她成了女子劳教所的“常客”。
最对不起的是女儿
一个屡教不改的惯偷会给亲人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显然触到了翠花的痛处，原本不卑不亢回答问题的她突然沉
默不语，然后开始流泪。
翠花是家里的老大，父母生怕她带坏弟妹，先是劝阻，无效后开始变得淡漠。弟弟妹妹和姐姐见面的机会不多，感情
也都一般。谈到对于已经下岗的丈夫，翠花有些嗤之以鼻。在劳教所里颇有面子的翠花很不愿让丈夫来探望，前次开表彰大会
，她甚至瞒着丈夫悄悄通知最亲近的小弟弟带着她的女儿来。
即使对其他人毫不愧疚，翠花仍然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很小的时候，女儿就被亲戚带着来劳教所探望过她，女儿曾经问：“妈妈，你为什么总不回家啊？”翠花骗她说：“
妈妈在这里干织毛衣的活，不干完不让回家。”“那外面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叔叔和阿姨？”“这里地方偏僻，警察是为了防
坏人来捣乱的。”这个借口一直到上次女儿来探望时才被当面戳穿。
当时她又提到织毛衣，已经上初中的女儿却十分不耐烦地指出：“妈妈才不是为了织毛衣呢，你犯了错误，在这里是
改造！”
“当时我被噎了半天，半天不知该说什么好。后来战战兢兢地问女儿：‘那你恨妈妈吗？’女儿回答说：‘不恨。妈
妈最好了，我喜欢妈妈。’我这才放下心来，回去哭了很久。”
目前，女儿学校里的老师同学并不知道翠花的状况，一切还算平静。然而随着岁数的增加，女儿变得越来越孤僻少言
，再不像小时候那样活泼开朗。如果将来哪天同学老师知道她有个小偷妈妈，女儿可怎么去面对啊？每念及此，翠花都不禁心
痛如刀绞。
改造前景充满信心
翠花因为表现好，在劳教所被连续减期。乐观估计，明年下半年她就能回家了。
回去后还会不会再犯？翠花虽然对此颇为踌躇，但还是有信心地表示，在劳教所里下多少次决心了，不管出去后碰到
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都不可能再犯。如今，女儿也大了，为了她，自己要好好坚持住，管住自己，不再犯事儿。
送走翠花，管教干部脸上带着一丝忧虑。干警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对于翠花来说，多年的行窃、被抓和劳动教
养已经使她从心理上形成习惯，要想根除它们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什么翠花会屡屡“进宫”的原因。
尽管如此，管教干部们对改造好翠花仍充满信心，因为，再难改造的劳教人员也有转变好的契机。比如翠花，她最起
码她还有一份对女儿的爱。凭这一点，干警们肯定能帮她成为一个正常的、能给女儿完整爱心的母亲。
(注：为保护隐私，文中翠花为化名)晨报记者赵戎通讯员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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