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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 陈双庆
9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宣布，中国政府任命资深外交官王世杰为中国中东问题特使。这是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特使，表明中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发生变化，加大了对中东问题的参与力度。中国作出向中东派遣特使的决定，既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特别是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也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身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地区事务影响力提升 的客观情况使然。
冷战后保持超脱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总体外交战略，其中东政策的重点表现为：第一，保持与中东各国的经贸、劳务、科技和安全关系；第二，坚持在中东问题上公平、公正的立场，力主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处理具体问题；第三，积极防范中东国家与台湾发展关系。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中国始终奉行相对超脱的政策，即不直接介入具体问题的调解。
中国与中东地区距离遥远，与阿以双方均无直接利害冲突。而阿以矛盾根深蒂固且错综复杂，中国若直接介入难免引火烧身，得罪任何一方都无益于中国在中东利益的实现；而冷战后，美国凭借其“一超”地位独霸中东。与美国在这一地区抗衡，既不是中国国力所能及，也不符合中国政府“韬光养晦”的原则。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明显增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再墨守陈规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于是，中国外交开始呈现出由地区性向全球性转变的趋势，特别是9·11事件后，中国外交“走出去”更是形势所迫。
中东国家力邀中国介入
美国继军事打击阿富汗后，又欲借进一步扩大“反恐”战争“改造”中东，并将矛头直指美国的死对头伊拉克。美军事打击伊拉克已成“箭在弦上”。与此同时，巴以冲突也愈演愈烈，双方以暴易暴的冲突形成恶性循环，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美国屡次出面调解也无济于事，不得不推出“中东和平新计划”，强制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力争稳住巴以局势，为下一步军事打击伊拉克铺路。
欧盟、俄罗斯等大国及联合国表现出积极涉足中东事务的势头，均派出特使活跃在中东，试图在美国制造的“反恐”环境下分得一杯羹。
相形之下，中国则在中东事务中声音则显得比较微弱。今年7月，由美国牵头召开讨论中东问题的“四方会议”，有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参加，而中国被排除在外；9月再度召开讨论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四方会议，中国又“榜上无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如继续游离于全球聚焦的中东事务之外，显然与其大国地位不相称。
另外，作为中国的传统朋友，阿拉伯国家也纷纷呼吁中国在巴以问题上发挥作用。巴勒斯坦驻华大使穆斯塔法·萨法里尼博士对此忿忿不平，屡次强烈表示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最为公正的”，中国完全有资格，也有义务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约旦驻华大使更是直接以强烈的语气要求中国向中东地区派遣特使。
作为阿以冲突一方的以色列不仅重视对华关系，而且一直十分看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也非常在意中国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希望中国能够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对阿拉伯国家进行“说服”工作。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前不久表示，以色列“非常重视中国的声音”。鉴于此，显示大国地位，回应中东国家的呼吁，中国责无旁贷。
打击“东突”、反遏制———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
其实，中国对中东形势的关注，在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也与自身安全息息相关。
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东突”等民族分离主义力量再度兴起。9·11后，中国新疆地区境内外的“东突”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去年以来，“东突”势力在欧洲等地频繁举行会议等政治活动，大有“反攻新疆”之势。“东突”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大本营均在中东地区。因此，这一地区局势发展变化，特别是巴以冲突和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是否会激起这两股势力的“反弹”，不但关系到未来的中东局势，而且会影响到中国西部边陲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介入中东事务，已不再是“事不关己”，而是事关重大。
美国借9·11事件发起这场“反恐”战争，其幕后的战略意图已日益彰显。从地缘战略层面上看，美国可通过阿富汗战争进军中亚，又可通过军事打击伊拉克，巩固其在中东的霸主地位，并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这样，便可从北、西两面对中国形成钳制之势。因此，加大介入中东事务力度，阻止美国在中东事务中为所欲为的做法，也是在遏制美国霸权方面另辟蹊径。
再者，广交朋友、联合反霸是中国对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一贯政策。在美国“反恐”战争开始染指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普遍对美国在巴以和伊拉克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不满之际，似更有必要加强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公正”的声音。
中东作为世界“石油能源库”，是中国不可或缺的能源渠道。介入中东事务可进一步“拉拢”阿拉伯产油国，为中国在中东石油市场获取更大的份额。《21世纪环球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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