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于津涛

　　1945年8月11日傍晚，乌兰浩特地区的格根庙附近，日军及家属近1000人被苏联红军追击，在此地陷入绝境，日军指挥官下令：所有日军将士和所有家属都必须自杀，连孩子都不能留下。8岁的乌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在她最危难的时刻一个中国老大爷救了她……

　　一个孩子的梦魇

　　57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成了乌云(日本名字：立花珠美)一生的噩梦。那年她8岁。

　　1945年8月11日傍晚，乌兰浩特地区的格根庙附近，仓皇奔逃中的日军及家属近1000人被苏联红军追击，在此地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日军指挥官下令：所有日军将士和所有家属都必须自杀，连孩子都不能留下。顿时，刀光和枪声让这条山沟变成人间地狱。

　　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惊恐地目睹了一幕人伦惨剧———与自己同族的日本军人毫不怜悯地将不愿意自杀的亲人砍死，还在人群中投下手榴弹，深沟里血肉横飞；她的母亲继承了丈夫的武士道精神，亲自刺死了不满周岁的小女儿，然后举刀自杀；她的姐姐被压死，两个弟弟则被日军乱枪打死。最后，指挥官和军士吼叫着，把武士刀刺入自己的腹部。

　　侥幸留下性命的乌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跪在重伤的母亲旁边，呆呆地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果不是中国老大爷救我，即使当时不死，也得精神崩溃。”现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乌云回想起57年前那血腥的一幕，眼睛里仍残留着惊悸。

　　“那天夜里，我从沟里爬了出来，已经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趴在格根庙西边的一座桥上。这时东边来了两个中国老大爷，他们不懂我说的日语，就摸摸我的头，又拍拍胸，然后往西指。我懂了，说的是让我别害怕，跟着走。”

　　其中一位姓崔的老大爷背起乌云带她回家，看她饿得快不行了，就到一户人家要了一碗饭让她吃。天黑时，他们到了家，正赶上吃晚饭，乌云记得当时他家吃的是白苞米粥。他家里已经有5个小孩了，还有一个躺在炕上的病人。他们非常怜惜乌云的不幸身世，但苦于无力养活她，只好忍痛转送。

　　张大爷是乌云的第一个养父，一个憨厚的东北农民，生活贫困，家中4个孩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尽可能把有限的粮食省给乌云吃。一年后，为了让乌云过得好一些，他们把她转交给一户经济宽裕的人家。

　　乌云的第二个养父阿拉坦。奥琪尔是蒙族人，母亲王秀庭是汉族，夫妇俩终生未育。他们把她原来的日本名字改为蒙族名乌云，视为掌上明珠，一直供她读到大学毕业。

　　1957年，乌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分配至内蒙古自治区库仑旗第一中学，在这里，整整36年，她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这段时间里，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日本人的血统。

　　“我不回日本，我要陪养母”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乌云的养父母为养女着想，毅然决定寻找乌云的在日亲属，免得她此生有所遗憾。

　　1980年，乌云一家经多方辗转找到了她居住在日本广岛市国府町的惟一亲人———哥哥立花甫。曾经音信断绝、以为此生再也不能相见的兄妹俩于1981年8月7日在日本相见，双方百感交集，抱头痛哭。

　　但是乌云却作出了一个令哥哥吃惊的举动：放弃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及日本国籍，陪伴将她抚养成人的中国寡母，回中国定居。

　　乌云的养父于1976年去世，养母王秀庭今年已经77岁，至今仍和乌云及孙子住在一起。

　　说起她的中国养父母，乌云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那场战争里，是善良的中国农民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中国养父母又让我受到了最好的教育。8岁时的惨痛遭遇直到现在在我的脑海里仍很深刻，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就是觉得回中国生活好，回到中国我的精神上才充实、愉快。”

　　1993年，乌云调至哲里木盟任政协副主席，1994年调至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现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连续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系统的全国劳动模范。

　　如今，乌云更致力于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交流，经常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今年11月，应日本一民间团体之邀，乌云还将再次前往日本大阪讲述中国养父母的恩情。

　　她不寻常的亲身经历后来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离别广岛的日子》(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SK电视台联合拍摄)的素材原型。

　　“我恨鬼子，但不恨孩子”

　　乌云只是二战后留在中国的无数日本遗孤之一。淳朴忠厚的中国农民刻骨痛恨日本军人的暴行，但目睹无辜的日本孩子流泪求助时，全都大度地选择了爱和宽容，东北农家在战后经济极其窘迫的时候，省出牙缝里的粮食，费尽心血抚养日本孤儿；在抚养遗孤几十年后，又强忍离别之苦，挥泪送遗孤踏上归国的路途。可以说，每一个幸存下来的日本遗孤的身后，都站着一位伟大的中国母亲。

　　今年78岁的李淑贤现在和65岁的妹妹住在长春市平阳街著名的“中日友好楼”(也称中国养母楼)里，这座友好楼是日本人笠冠尚章先生为感谢中国养父母在战争期间收养了日本遗孤捐资兴建的。

　　1943年，李淑贤与丈夫徐凤山闯关东来到了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的新京(即吉林省长春市)，一次李淑贤拎了一些鸡蛋到日侨聚居区卖，在一个日本小洋楼的门口，一个日本警察冲她的腹部就是一脚，李淑贤滚下楼去，因此流产，并落下病根不能生育。为此，她和丈夫抱憾终生。

　　但就是这个被日本侵略者深深伤害的女人，却在日军战败时收养了一个日本女孩。

　　她回忆说：“记得是1945年8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小女孩被扔在街上，我就把她抱回来了，那孩子大概1岁多，能站，还不能走，穿一身日本小和服，脸色黑黑的，不会说话。”

　　李淑贤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带小”，学名徐桂兰。

　　这个日本养女在李淑贤夫妇的抚养下，长大成人。12岁的时候上了中学，17岁高中毕业后在街道的居民组服务，过了两年，又被招工，到化工厂当了一名工人。23岁的时候，家里又给徐桂兰操办成家。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徐桂兰知道了自己身世，并于1988年和丈夫孩子全家返回了日本。

　　住在“养母楼”里的李淑贤现在还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日本女儿，养女一来电话，就要高兴几天，一点都没为自己老来无儿在身边而遗憾。

　　有人问她后悔不后悔，老太太说：“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孩子。我养这个孩子，永远不后悔。”

　　哈尔滨水泥厂退休工人马凤琴则是在家有10口人的重负下，将日本养女郭新华(日本名字：花子)抚养成人，并成家立业。

　　在经济困苦的年代里，马凤琴为了让养女上中学，狠着心让亲生儿子辍学在家了。在特殊的年代里，她当兵的大儿子又因为妹妹的身份问题而未能提干，提前复员回家。但郭家兄妹之间的感情并没有为此而疏远。

　　1987年，郭新华一家回到日本定居后，又多次回国看望生病的养父母，目前正准备为母亲办理好赴日治疗的一切手续。

　　绝大部分日本遗孤在回国后对中国养父母的恩情铭记在心，他们与养父母及中国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常回来看望养父母，有的捐资建造公寓和公墓，给养父母养老送终。

　　日本东京、神奈川等地区还由归国孤儿发起成立了“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扶桑同心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许多日本遗孤还纷纷回到中国投资或进行国际公益事业。

　　1999年8月21日，由1450名日本二战遗孤自发捐款建立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在沈阳落成。碑的主体为一对约与真人同高的中国夫妇携一日本孤儿的铸铜雕像。一对中国农民夫妇俯视着一个日本孤儿，孤儿深情地凝望着母亲。

　　碑座正面刻写着“感谢中国养父母纪念雕像”11个大字及中日两种文字的碑文：“由衷祝愿日中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并向中国养父母竭诚致意。为中国养父母的伟大精神与崇高事迹传颂万世，为告诫后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特立此碑。”

　　“开拓团”和方正县的千名遗孤

　　日本遗孤为数众多，正是日本殖民政策所赐。

　　黑龙江省方正县留下的日本遗孤数量，恐怕在中国境内绝无仅有：1945年，小小方正县就收留日本遗孤数千人。

　　据介绍，这些滞留方正县的日本遗孤绝大多数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日本开拓团”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殖民化统治的产物。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在日伪当局的欺骗性鼓吹、强力压制下，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拥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

　　到1945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为7万户、20万人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进入中国东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

　　此时的日本开拓团一般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了自杀。

　　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汤原、桦川、桦南几个县的开拓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是牡丹江的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

　　准备经阿城前往哈尔滨的一些开拓团民走到方正县后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只好与先来这里的汤原、桦川开拓团民汇合，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

　　由于战后秩序混乱，一个月过去了，滞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船只。这时，一场瘟疫伴随着严寒悄然向他们袭来，一批批人相继倒下。没有传染到瘟疫的人在严寒和饥饿的打击下，也纷纷死去。1946年春天，在情势最紧急的时候，暂住方正县的上千名日本孤儿被中国民众收养，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日本孤儿团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孤儿，就成了当年成立“日本开拓团”的一个牺牲品。

　　遗孤后代回国以后

　　日本山形县长井市一名日本遗孤的女儿、14岁的女中学生亚由美因不堪忍受在日本学校被孤立、被疏离的处境，于1999年9月孤身一人返回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

　　亚由美的母亲李亚凤是日本遗孤，亚由美随母亲来到日本。亚由美在归国一周前的一个早晨，躲到了自己家的仓库里，试图割腕自杀，被母亲发现，她哭着对母亲说不想去上学了，只想回到中国。过了一个星期，她就独自回到了黑龙江省方正县。

　　据日本有关方面统计，1998年在日本小学就学的残留孤儿第三代、第四代及中国人子女的人数为3497人，中学生为2224人，高中学生为982人。而感到孤独无助，想回中国的孩子为数很多，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情绪。

　　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

　　问题更大的是，早已经“中国化”了的日本遗孤回到日本后的生活境况并不乐观。据日本厚生省调查，回日一年内的归国者家庭约有92%以上靠救济生活，回日5年以上仍靠救济生活的也在50%以上。只有50%的人能找到工作，而且只能从事技工、建筑、制造等重体力的蓝领工作，工资不及常人的三分之二。

　　另一方面，最使归国遗孤心寒的还是亲人不认亲这一冷酷的现实。

　　一位归国遗孤将赴日本山形县定居，她姐姐住在东京，知道她们全家赴日后，从来没有来探望过她们。

　　一位遗留孤儿在日本秋田县有个亲姐姐，亲姐姐听说她要回到日本，马上给当地役所写信，不让役所给她在中国的妹妹邮寄户籍滕本，竭力阻挠她们全家赴日，使她们迟迟不能办成赴日手续，后来还是一个北海道的日本人到中国时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竭力帮忙，说服了役所，她们全家才得以赴日。

　　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遗孤官司和反省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据日本华文报纸《中文导报》报道，十几年来，归国遗孤曾多次请愿和写信，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合情合理的政策，让他们回国后有依靠，过上安宁的生活。

　　自去年始，横滨和东京等地的孤儿们已经发起了签名活动，共征集到10万人的签名，向国会和自民党提出了请求，但他们的声音被搁置一边。

　　原告团认为：1.国家在战败后实行民间人士就地安置政策，“弃民政策”是造成残孤现象的主要原因；2.战后留置中国的日本人集团归国在1950年代被迫中断；3.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对归国的战争遗孤，日本政府的援护和支援措施滞后，使得大批归国战争遗孤生活在歧视和困苦之中，遗孤们老年生活更是孤立无援，濒临危境。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2001年8月，已经有2767人被确认为“战争遗孤”，其中1265人判明了身份。已归日本国永久居住的遗孤有2300多人，连带他们的直系亲属共有9000多人回到了日本。

　　日本政府在1994年出台的《中国残留孤儿战争支援法》规定，对二战遗孤进行接受和援助，帮助从国外归来的遗孤寻找血亲，遗孤回国的费用100%由日本政府支付，并由政府将归国人员组织起来分散到各研修中心进一步学习语言以及生活技能和就业技能。如果遗孤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则享有日本国民的基本待遇，不能工作的，则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国民年金制度。

　　然而，日本残留孤儿即便是回国工作已达10年以上，每月也只能按规定领取4万至5万日元的养老金。但是，在高居世界消费水平前列的日本，这点钱根本不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支出。日本政府的方针却是“如果觉得这些钱不够，就接受‘生活保护’”。而在日本，只有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以及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才接受“生活保护”，这被认为难以向人启齿的事情。

　　这些回到日本的孤儿认为日本政府对他们的生活没有采取充分的保障措施。这些孤儿们大多已开始步入老年，他们希望以此为契机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更多人希望通过这个官司，能让日本政府进一步反思和警惕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深重伤害。(张春雷、郁风华对本文变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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