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9月13日的《北京晚报》报道，谈家桢、吴新智、刘德培、陈竺等12位两院院士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专门为青少年写了一套名叫《解读生命科学》的科普丛书。

　　最近，我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出了实验室，来到公众之中，直接面对大众传授科学知识。有了科普作品，是不是就能够唤起公众的科学热情呢？这似乎还不能得出肯定的回答，总感觉还缺少点什么。这正如在学校，有了教科书，还得有个老师来引导学生读书啊！其实，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社会公众缺少的不仅仅是科普作品这本“教科书”，而且还缺少“公众知识分子”这个“老师”。

　　近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工作愈来愈专业化、书斋化或者是实验室化，公共领域少了知识分子的声音。媒体明星开始大行其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公众的生活导向了一个虚幻的、缺乏理性的图景之中。此时，正需要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清醒、批判性的声音重新把公众拉回到真实中来，恢复对社会和对自己的生存现实的反思能力。要做到这点，仅有科普作品还是不够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很需要这样的公众知识分子。事实证明，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受到了我国公众的欢迎。前段时间，世界知名的英国科学家霍金来到我国参加国际数学大会时引发了“科学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武汉演讲的时候受到了当地中学生的“追星”等等，这些事例，在一方面表现出公众知识分子的确大受欢迎；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知识分子的稀少。

　　其实，在社会需要公众知识分子的同时，知识分子也需要走进公众之中。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自己需要跨越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更深广的知识背景里建构自己的学术，寻求更开放丰富的精神支援，培育起更博大的关怀意识，更深厚的知识根底，以让自己的学术超越学科的界线，在更广阔的领域产生效应，获得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一个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就无话可说的知识分子是狭隘的；同理，对人类的根本问题以及当下的境遇完全不置一辞的学术是闭塞的。当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所处的时代的生存事实失去了热情，对身边的事物视若无睹，其学术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广博的学术在与人隔绝的书斋或者实验室中是培育不起来的，它应该源于更广博的公共关怀和人文关怀。早在1931年，爱因斯坦就明确指出：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不论是从社会公众来说，还是从知识分子本身来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普作品，而更需要进行科普的知识分子来到公众之中，成为“公众知识分子”。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有公共关怀的学术不是知识分子对自己渊博的知识的炫耀，它只是让世人直面生存的真相，教会人们运用理性，保持一种警惕和清醒。公众知识分子也不应该被商业炒作所左右，而应该时刻保持科学的态度，在大千世界中保持一份冷静。□毛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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