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但对36岁的四川农民廖由猛和25岁的福州姑娘潘春蓉来说，双休日并未开始。

　　在北京城东一幢新建居民楼的一套两居室里，廖由猛起了个大早，顶着刺鼻的油漆味继续他承接的室内装修工程，性急的房主头天刚刚要求他加快进度。9点刚过，潘春蓉也离开了她租住的小屋，前往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上班。作为每晚播出的《世界报道》的责任编辑之一，她每天要值班12个小时。

　　因为没有北京常住户口，已在北京呆了十来年的廖由猛和刚来不到一年的潘春蓉成为首都320多万流动人口的一员。他们以自己的辛劳与汗水，在为异乡城市默默奉献的同时，也为自己编织着美好的未来。

　　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每年跨省、市、区流动的劳动力多达4，500万人次，如果加上省内、区内的人口流动，这一数字将超过1亿。

　　中国人素有强烈的“怀乡恋家”情结。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历史上，若非发生重大战乱或灾荒，像这样数以亿计的人口流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日流动的中国人追求的绝不再是简单的温饱，他们要寻求财富、机遇和成功。

　　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杨宜勇说，是过去10年间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人力资源的束缚与浪费，带来了劳动力的自由、高效流动。

　　在用行政指令管理一切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基本上是“一岗定终身”；在农村，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只能祖祖辈辈当农民。

　　杨宜勇说：“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用市场机制来配置一切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劳动市场化产生的激励机制刺激了人们的流动欲望，促使劳动者去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最佳岗位。”

　　其实，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就在逐年增加。与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不同的是，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开始从无序转向有序和规范。在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广东省，目前有约1100多万的外地劳动力在这里就业。“他们中80%是18-35岁的青年人，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占了12%。”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展研究中心的云利珍说，“他们已经不单单是靠出卖体力活赚钱，许多人是职业经理人或企业的中高级技术管理人才。”

　　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广东的外来流动人口每年至少给家乡挣回30多亿元的收入。

　　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廖由猛是经老乡介绍来北京干起室内装修的，他的收入很快就比在老家种地时增加了近两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潘春蓉在福建电视台工作两年后，毅然“跳槽”到中央台做招聘的临时工，因为她觉得“在这里工作眼界更开阔，对今后发展肯定有好处”。

　　在浙江温州，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当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人口平衡：一方面有100万温州人流向全国各地，通过经商或投资致富创业，另一方面又有接近100万的打工者从全国各地涌进温州，填补这个富裕沿海城市制造业、服务业的严重劳力不足。

　　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范存仁教授认为，流动人口的持续增长，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是人的素质的提高”。

　　在浙江湖州市，当年靠四处收购和加工废铜烂铁过日子的潘阿祥，在颠簸了多年后，终于和妻子商量决定将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全部捧出来，到老家办一个像模像样的电缆厂。尽管他大字不识一筐，却用自己“发明”的“象形文字”记录着生意经。从市委书记到左邻右舍，他用特殊的符号表示他们的姓名。如今，潘阿祥的企业集团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还到美国办了分公司，与比利时合资建设了一家企业。

　　“英雄不问出身”。但毋庸讳言，在浙江的数十万名私营企业主中，大多数的确是从当年一文不名的打工者行列中走出来的。寻觅财富和商机的漂泊的历程，成就了他们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

　　不过，流动的中国人也时常体味漂泊的苦涩。廖由猛和妻子最大的愿望是把14岁的女儿从老家接来北京读书，一家团聚也便于管教，可是学校对外来人口子女开出的一学期赞助一万元的入学价码令他们望而却步。

　　专家指出，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问题，如被随意克扣、拖欠工资，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等等，时有出现。流动人口面临的这些不公正甚至歧视性对待，通常是传统体制遗存下的城乡隔离就业、城市户籍管理等制度中不合理之处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制度的打破与改革不可避免。

　　事实上，各地的探索已经取得明显效果。河南省郾城县今年以来已经出台一系列新政策，取消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户口限制，欢迎他们加入社会保险，当地中小学也对农民工子女敞开了大门。浙江湖州市的做法是，凡是有稳定居所和工作的外来务工者，一律予以落户。据悉，这些做法得到了国家计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肯定与支持。

　　依法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也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在广东，近年来已出台了《广东省流动人口就业管理条例》，对流动人口在就业、最低工资、工伤救助等方面作出规定。劳动监察部门还重点打击了拖欠务工者工资的行为，仅2000年，广东省劳动部门就为103万务工者追回拖欠工资6亿元。对此，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石茂生评论说：“人人平等和环境公平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社会发展取向。”(完) 新华社记者　慎海雄 周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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