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从政

　　1999年至今，北京有超过400名的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上海在这方面比北京早走了10年，它最近的一项计划是：通过国外学习方式，为政府培养100名高级专业人才；在广东省，300名官员将在5年内(1999-2003年)赴美国和加拿大高校学习；与之毗邻的广西从2001年起每年派出55名机关干部到西方接受超过15个月的培训；而地处中国腹地的河南省，近3年来也从报名的381位县处级以上官员中，选派了57名，分期分批送往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受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知识的专门培训。

　　这些开拓了视野、更新了观念的官员陆续从海外归来后，大都被委以重任。

　　一场悄然涌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热潮，给未来中国的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深刻变化的可能。

　　最大规模的官员培训计划

　　记者/靳丽萍虞立琪吴佩霜(特约)

　　1999年至今，北京有超过400名的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上海在这方面比北京早走了10年

　　8月，炎热的夏季刚刚过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里，出现了近50位陌生的“中国面孔”。KSG亚洲部执行主管Julian Chang说，这是在哈佛集体出现中国人最多的一次。

　　这近50位中国学员，全部来自于中国各地政府部门，他们来到这所世界上最好的，以“为21世纪准备领导人”而闻名的学院，源于一项在今年1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三方共同敲定的培训计划。这项计划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

　　中组部直接推动

　　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三方将在以后的5年内，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这意味着5年时间里，将有300名中国官员接受哈佛大学国际化的MPA培训。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田芊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介绍，这一计划的动议来自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1年年底，中心提出举办培训班的构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学机构，要进行培训，必须寻找教学机构作为合作伙伴。”田芊认为，之所以选择清华，是因为刚成立一年多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式，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变”。

　　当然，还有两个因素对清华有利：清华拥有众多国外学习背景的教师，理念更易与国际接轨；同时，哈佛此前与清华在合作招生、交换访问学者领域的交流已相当顺畅。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约瑟夫·S·奈，就受聘为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

　　与此同时，来自北京市组织部的采访则表明：这个庞大的培训计划，事实上是由中组部干部教育局直接推动的。北京市组织部干教处处长何昕告诉《商务周刊》，这次首批奔赴哈佛的49名学员，产生自中组部在今年伊始的由全国百余名省部级、厅级干部参加的录取考试，而参加考试的人选又是由各地方组织部门推荐的。最终名单，由三方各派2名代表组成6人评选委员会确定。

　　“挑选标准非常严格。”作为评选一方代表，田芊介绍说，中选者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这些人中也有侧重的对象——中青年干部为主，地方干部为主。记者了解到，在首批确定的60人培训名单中，中央官员只有10个名额。

　　对于这项培训计划的背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表示，“入世之后，如何能让官员们在短时间之内，增加必要的知识，开阔眼界，更新手段，转变观念，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作为中国政府最大的智囊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自然承担了这个“现实问题”。2002年1月，三方正式签约。Edward Cunning，哈佛大学KSG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

　　“我们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Edward强调，哈佛有必要尽所能，“帮助他们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海外再造各地风行

　　事实上，中国官员海外受训的热潮，并非肇始于哈佛培训计划。仅就北京市政府而言，官员境外培训于1999年就正式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400名的北京市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其中包括局级官员100多名，处级官员300多名。北京市组织部干教处处长何昕接受本刊采访时透露，北京市的目标是：从1999年起的5年时间里，达到40%的区县级领导干部中，至少有一名具备接受过国外较长时间培训的背景。

　　为此，北京市政府与十几所国外院校达成了合作协议，包括马里兰大学、罗斯福大学、伊力诺斯大学等美国的五六所大学，以及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蒙特利尔大都会学院，英国的米德尔赛克斯大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等等。官员们往往根据自己管理的领域选择专业和培训地点。

　　进入10月，北京市处级以上官员都将接受一项英语测试，这已是每年10月的“京城必演节目”，它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境外培训储备后备力量。

　　尽管如此，何昕指出，与上海市政府相比而言，北京的步伐晚了至少10年。上海市政府最近的一项举措是在去年制定并实施的一项培训计划，用3年时间为政府部门等50家机构培养100名高级专业人才。

　　一位参与实施计划的上海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将把人员送往西方发达国家，学期半年，内容以专业调研和案例实习为主，从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法律体系等角度，让中国受训人才全面了解国际规则。

　　和北京几乎同时启动官员培训计划的还有广东、广西等地。从1999年开始的5年中，广东会有300名干部赴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学习；广西则从2001年起，每年也派出55名机关干部到发达国家接受15个月的培训。

　　而经济并不那么发达、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近3年也从报名的381位县处级以上官员中，选派了57名优秀年轻干部，分期分批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受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知识的专门培训。记者了解到，这些有了更宽视野、更新观念的干部陆续归来后，大都被委以重任。

　　至于中央部委高层官员参加国外的相关培训，中组部干部教育局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计划开展已有四五年时间，虽然数量并不那么多。”

　　记者还从国家外专局了解到，该局的“中国高级行政人员赴美培训项目”已经实施近5年，先后派出了5批高级行政人员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学习。总共49名高级行政人员分别来自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部分是中央各部委、各省市的高级行政干部。

　　随着中国官员奔赴海外培训的数量激增，国外教育机构也明显感受到了变化。哈佛KSG亚洲部执行主管Julian Chang说，“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KSG里就出现了中国面孔，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中国集训，是在1996年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政府选派的培训计划外，还有一些政府官员是自己考取了MPA(公共管理硕士)，虽然这部分的人数相比很少。

　　哈佛式官员教育

　　遗憾的是，由于国发研——清华——哈佛的培训计划，今年是第一批，而且本刊截稿时这批学员正在美国，因此他们接受的“哈佛式管理教育”内容如何，尚不知细节。

　　《商务周刊》为此采访了北京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袁岳，他曾于2000年开始在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KSG)MPA班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学历培训。“规格极高，终生受益。”这是他对那一年留学经历的概括总结。

　　在哈佛KSG学院MPA班，有一节叫“高层领导管理艺术”的课，而请世界各国的相关的最高层领导来讲授这堂课是学院的“习惯”。

　　“比如有一课讲到国家利益冲突的问题，学院会请国家利益冲突特别突出的一个国家领导人来给我们上课，当时这节课请来的是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袁岳说，拉莫斯在课堂告诉学生，在马科斯下台时，时为总参谋长的自己为什么选择支持民主力量，当时的具体背景又是什么，他的背后有哪些力量支持等等“内幕”问题。

　　“我们的一位教授是美国四任总统的顾问，他给我们讲，在美国，总统是怎么被包装出来的，他平时如何帮助总统进行决策的。”袁岳说，他的导师就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顾问。

　　一开始，这种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会带给学生强烈的新鲜与激动，而后来，部长一级的人物“已经无法引起我们的兴趣了”，因为一年下来，“40多位总统、总理级的人物来给我们上了课。”

　　而在哈佛的其他课程也会给学生带来兴奋。谈判课，是哈佛MPA教育中重要的一环，“授课的蒙代尔教授很有名气。”袁岳介绍说，上谈判课时，学生结成小组，对需要谈判的情景进行模拟。

　　袁岳的班级曾经讨论过北京的平安大道是否应该建设的案例，代表“修”和“不修”两种意见的同学充分辩论以后，再共同分析自己在谈判中应该改进之处，然后，老师会拿出一个“最佳实践”，也就是历史上哪国政府曾经做过类似的成功谈判。

　　人力资源课的一些内容则让中国学员们大跌眼镜。在这门课上，老师告诉学员，人力资源管理首先不是管别人，而是自我认识、自我管理。每个学员都会通过做一些心理测试题来反观自身。

　　“有一套题是让大家分别描述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袁岳说，“这套题不仅仅由自己来描述，还请你的好朋友、竞争对手、普通朋友来描述。”结果是，中国学生发现：自己和其他3个人的描述大不一样。

　　袁岳认为，这些让同学们反观自身的题目和训练，非常重要：“事实上，不管哪个国家的官员，都容易以自我意志为中心，对于中国受训者来说，尤其要明白政府官员是应该以社会的标准来树立自己形象的。”

　　在他们整个学习过程中，这样的练习在不同的课上反复出现，有时甚至是长达400、500个小题的EQ测试。学习到最后，大多数学员不断提升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北京市第一位参加哈佛培训的官员，现任宣武区区长鲁勇，在哈佛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后也认为，“在那里，中国同学们学到了非常多的实用知识，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这位已经从海外归来的36岁年轻官员，正尝试着把学到的观点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改变了区政府过去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办法，转而致力于优化本区的资源，推动主导产业的升级和调整。

　　本刊专访KSG亚洲部执行主管Julian Chang了解到，中国官员在美国的培训重点将是学习公共管理的最新理论和工作方法，课程的设计将充分利用哈佛的教学资源，广泛介绍国际经验和案例分析，学习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技能等，案例教学占有很大比重。此外，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第三种力量，也将在教学中涉及。

　　据清华大学项目组介绍，首批培训班为期3个月，今年6月开始在清华先期培训6周，其中3周由从美国赶来的哈佛教师教授，3周由清华老师教授。在清华的课程表上，可以看到公共财政、公共政策、国际发展攻略，除了这些现代公务员的知识构架，清华还开设了由胡鞍钢教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田芊解释说，这是为了让学员在掌握现代公共管理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地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作出切实有效可行的决策。

　　之后，学员奔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为期6周的培训。

　　记者了解到，这个越洋培训计划的费用相当高。在哈佛进行2周的短期培训，每人就需大约7500美元。据悉，在中国学习的费用由设在国发研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150万元人民币)，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100万美元)。

　　转型政府的选择

　　对于这股从中央到地方涌现的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热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国庆教授称之为“中国政府新时期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补充”。“中国正面临双重的艰难转型，”张国庆指出，“政府必须由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状态下的服务型政府，同时还要应对全球化对政府职能的挑战。”

　　中国的政府官员向来讲究“五湖四海”，来自各行各业，几乎没有经过专业技能教育，而更多的依靠传统经验，尤其是行政权威进行管理。一般官员技能的培训主要有两种：各级政府举办的培训班，多由党组织进行，但并不系统化，政治学习重于专业教育；此外就是大学进行的管理培训项目，主要是基于计划经济的技能培训。党政干部培养基本上立足国内，派遣留学生、交换访问学者和邀请外国专家往往只集中于经济和科技领域。

　　“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对于熟悉当今国际通用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级管理人才的渴求。”张国庆说。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

　　50年代、60年代，一批留苏的中国官员对中国经济模型的构建作用极大，但现在的政府官员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共事物管理，首选是去西方。“因为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念，决策需要有一个严格的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从政策问题提出，到论证、决策，再到让谁去执行，非常规范。”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田芊说，“虽然由于政治体制的限制性，任何国家的政府官员只能本国制造，但是不应该排斥从国外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技术。”

　　“这是国家的一种战略举措，这一进程不应停顿。”张国庆重申，“它将给未来中国的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影响。”

　　36岁的“海归市长”

　　记者/虞立琪

　　34岁的陈伟刚刚回国，就被聘任为威海市政府市长助理，一年后升任副市长，这在中国政坛上鲜有前例——一个年轻的“海归派”在很短时间内被委以“如此重任”。

　　9月10日，经过多方联系，记者见到这位当年由中央统战部和人事部举荐回国的年轻副市长，他正在济南的山东省委党校学习

　　当选留学生领袖崭露头角

　　中等个头、皮肤微黑，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言谈举止间，颇有书生气——用语非常礼貌，而且一直面带微笑。

　　像许多聪明能干的人一样，陈伟能很快判断出重点，并直接切入正题。但是，面对记者，他话语不多，一旦涉及到自己，就立刻闭口不提。

　　他的低调也许缘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全国第一位“引进的”、直接进入地方政府领导职位的高层次留学人员。

　　在中华海外联谊会的一份报告中，陈伟的出现被评价为“开创了海外青年高层次人才回国参与祖国建设的新模式”，“表明了党和政府的一种态度，即对海外留学人员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在中国选拔政治官员的风向标上，陈伟算得上是一名符号性的人物。

　　陈伟的履历，被他的朋友笑称为“光明大道”。至少从表面看，这位大学时期就加入共产党的浙江金华人，的确是“一帆风顺”。

　　27岁时，陈伟取得华东理工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博士，毕业后被国家人事部门选派，前往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深造，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经营管理。此后，他在日本欧姆龙株事会社担任部门主任，还兼任大连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

　　与《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那些艰苦悲凉的故事迥然不同，陈伟留日期间，通过考试获得了日本政府的一笔丰厚奖学金。陈伟说，“这笔奖学金的金额比一些日本当地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还要高。”经济上的无忧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活动。

　　“当时，我感到的压力是在科研和工作上。”陈伟说。

　　1998年2月，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了一件发生在日本的新闻：全日本中国在职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后改名为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作为发起人之一，陈伟担任会长。这个会后来成为海外青年学者中最大、最活跃的专业人士组织之一。

　　1999年，在欧美同学会会刊冬版，陈伟发表了一篇名为《海外学人进入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应重视留学人员的价值，并举例美国如何利用各国留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在科技方面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就连一向保守的日本企业，也开始利用外籍人员开拓海外市场云云。

　　这篇文章还鼓励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称当时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一名留学生，陈伟当然也了解同伴们不愿回国的原因：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国内的工作生活环境，更不了解国内目前的发展情况。

　　在中华海外联谊会的一份交流材料中，陈伟署名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留日同学总会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做“软着陆”——帮助那些心意未决的留学生在做出选择之前，通过各种形式，包括短期回国、网上联系、学术交流等，与国内发生形式松散但内容密切的联系。通过这种“短期为国服务”，留学生们可以对国内环境渐进熟悉，从而选择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到中国。

　　从1998年2月到年底，留日同学总会共举办了37场学术报告会，组织4次短期归国服务团。至今，有500多位会员回国工作，其中6位博士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人才项目，3位成为“长江计划”学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之前参加过“短期服务”，最后实现了“软着陆”。

　　参与国内政经获得高层赏识

　　与那些在国外倾尽全力融入当地社会的留学生不同，陈伟在留日期间，却紧密地加强与国内的互动。

　　他领导的留日同学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参预“国事”：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经济建设建议，参与国内科研项目研究，为一些机构介绍国际学术动态，或者干脆把技术和项目引进回国。

　　从1998年开始，总会每年都要在日本召开一个国际研讨会——“留日学人与21世纪中国发展国际研讨会”，迄今1100多位海外学者参加此会并提出了900多篇提案。

　　1998年，100名留日博士编写《21世纪中国发展建议书》，内容涉及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及社会和产业发展。这本书引起了国内高层的关注，一些部委指定它为干部阅读书目。而另一本由总会编写的《日本中小企业管理案例》，后来成为国家经贸委厂长经理培训的教材之一。

　　但这个总会的角色绝不仅仅局限于扮演留学生与中国的“红娘”，它同时是一位游走于中日政府之间的“民间大使”。由于总会的社会脉络，陈伟在日期间，与日本政府和一些团体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他曾协助促成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文部大臣、通产大臣、农林水产大臣等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到中国的访问。1998年5月，在留日同学总会的努力下，日本自民党的一些少壮派议员由陈伟带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被称为近年来中日民间外交的一大突破。

　　这些显著的社会活动，使陈伟在留学生中形象突出，他头上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全日本中国留学生会主席、中华全国青联常委、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国家医疗器械专家委员会委员、日本国建设省21世纪社会与生活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名兼职教授。

　　陈伟等人的努力，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2000年12月25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总会组织的第18次为国服务团的海外留学人员代表(包括陈伟)，并与之进行了座谈。

　　统战、人事两部举荐进入政界

　　2000年底，只有34岁的陈伟刚刚回国，就被聘任为威海市政府市长助理，这在中国政坛上是鲜有前例的——一个留学生一回国就能登上如此“高位”。

　　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刚刚颁布了吸引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新规定，陈伟是在这个形势下，由中央统战部和人事部推荐回国的。

　　他的政坛捷报才刚刚开始。担任市长助理两个月后，2001年初，陈伟就被聘任为威海科技副市长；一年之后，又担任威海市委常委、威海副市长、党组成员。目前，陈伟是山东省最年轻的副市长，也是有名的“双料博士市长”。

　　陈伟的施政思想和管理方式，带有浓厚的“留学后”色彩。他很自然地试图将威海市带入国际舞台。尤其是他的留日背景，在回国从政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威海市外经贸部门的一位翻译介绍说，陈伟就任市长六七个月以来，已经先后有两批40余名日本企业家、金融家到威海考察，而他未到任之前，威海一年也难得见到几个日本企业方面的人。有人开玩笑称他是对日外交形象大使、威海的推销员。

　　陈伟日本留学4年，广交朋友，这笔资源帮助威海市完成了近年来最著名的举动之一——召开“2002年东亚经济论坛”。这个包括中国、日本、蒙古、韩国等远东地区内大部分国家参加的论坛，在东亚是第一次举办，陈伟担任论坛组委会主任。而此前，仅山东省就有好几地在竞争会议的主办权。

　　而论坛对威海的发展也多裨益。陈伟的想法是：“(举办这次论坛)有利于提升威海的城市品牌，也有利于威海的经济合作，锻炼威海对外开放队伍。”

　　“举行经贸洽谈活动是我们举办论坛的归宿。”陈伟介绍说，“论坛结束后十几天，日本贸易中心组织了100多家日本企业来威海考察洽谈，今年下半年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可以说是‘月月有活动、日日搞招商’。”

　　这次论坛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令威海市公众初识了这位年轻副市长的“风度”。一位日语翻译在为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做翻译时，频频出错，陈伟当场纠正了他好几次，最终亲自出马，翻译完该采访全程。

　　一名会议工作人员说，陈市长对英语也很精通，当把与会嘉宾的名单给他看时，他一下子就看出了翻译上的错误。

　　2002年4月，由陈伟担任会长的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发起并参与组织承办的首届“中国山东·海外百名博士创新周”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人事部、国家科技部、国家教育部支持，由山东人民政府主办。在此次活动中，来自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世界26个国家、32家海外留学人员组织的126位海外博士齐聚山东，与山东省的200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进行了项目洽谈和有关的咨询。

　　陈伟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年轻人，有一种干什么事情都雷厉风行的劲儿。到威海以后，陈伟每个周六日都下基层跑企业，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或休息房间里看资料、看文件，直到很晚。率团访问日本期间，代表团用幻灯片介绍威海。从布线、放电脑、调幻灯都是他一个人完成，以至于日方错将他看成一个勤杂人员。

　　与他大胆开放的工作作风相比，陈伟在为人处事方面却异常谨慎低调。陈伟说留学人员有一“大忌”：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留学光环，把自己定位为国外回来的洋博士。他基本上不接受记者对他本人的采访。

　　“这些工作都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了的。它们都是集体的力量。”被记者堵住的陈伟，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句话。

　　海归当官与愚公移山

　　——专访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

　　特约记者萧超唐爱华

　　导语：这一批学习了先进西方理念的留学归国人员，在经过沙里淘金的检验后，肯定会诞生出杰出的政治家。他们是技术官员后产生的第四代政治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记者：从1998年开始，留学人员归国从政潮流开始逐渐升温，您对此现象如何评价？

　　刘吉：留学人员回国并从政升温，这是必然的现象。它对于中国未来公民的政治生活将带来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进行了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干部的素质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工农干部和复员干部曾经是我们国家干部的主体。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我觉得还可以说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干部就是脱下军装的解放军。这些干部的革命坚定性和经验比较丰富，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他们在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执政的经验方面就不够了。中国曾为此走了一些弯路。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非常强调干部的专业化和知识化。现在，一般县团级、处级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了。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变化，干部政策和结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巨大的成果。

　　留学生政策也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当时大规模外派留学生的时候，国家已经准备有一部分人不回来了，就算只有10%的人回来，对国家也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而现在回国的人已有1/3，何况还有很多自费留学生。

　　现在这两大成果趋向结合，必将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

　　记者：您认为这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得以体现？

　　刘吉：毛主席曾经讲过，中国革命要成功需要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样，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也需要一段时间和过程，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化，期望睡一觉醒来中国的政治经济能够发生根本的变化。留学归国人员从政就是参与愚公移山“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留学归国人员的从政，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因为这些留学归国人员不但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而且还从国外的世界中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目前在中央和省级部门有很多官员都有海外留学背景。有些在国内已经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官员，还专门到国外去接受培训半年到一年，专门学习管理知识。我认识的一部分人中有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

　　记者：那么，目前中国政府官员公共管理方面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

　　刘吉：在这20多年中，很多官员走出国门，又有很多“海归派”学成回国，应该说他们的总体素质还是不错的，自身的管理水平也相当好，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加上国内现在的很多培训都与国际接轨，即便那些没有出国的官员也可以接受很好的培训。

　　同时，我认为，不能因为中国很多官员素质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就因此排斥土生土长的干部，其实他们也有自身的长处，他们的自身水平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有部电影叫做《被告山杠爷》，影片中主人公的管理方法按照我们当今的观点看就非常土，甚至还带有一些封建色彩，但他却能用自己的土办法保一方太平，就是因为他的管理手段和当地人民的素质相适应。西方有位哲学家说过，“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当人民的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你不能要求有一个超越人民素质的政府。从这个角度讲，“科教兴国”的战略也是多么重要。

　　记者：我国出现的留学潮有过好几次。那几次的潮流对当时中国历史的发展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刘吉：中国几次留学热潮都证明了留学生回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早清朝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给社会产生了两种后果：一个是洋务运动，诞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和实业家，他们的诞生从根本上和社会基础上挖了封建主义的墙脚；同时还培养了一批革命家，直接带领人民推翻封建王朝。第一批留学生对于中国社会基础的变化起了先锋作用。

　　第二批留学热潮主要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大批人到欧洲勤工俭学。没有这次浪潮和归国的留学生，就不会产生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前后涌入中国，经过整合，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留学生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第三批留学热潮就是建国后大批人员留学苏联。他们主要是前往苏联学习红色专家的技术，当时学文科的很少。回国后，这些留学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骨干作用，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担任厂长和其他领导职务，有些还走向了从政的道路。

　　现在我们正经历的是第四次留学浪潮。和前三次留学潮不同的是，这次是一个全方面的留学，不仅学科方面全方位，而且留学生并不只是前往一个国家，也是全方位的，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现在的留学热潮告诉我们，当代的政治不再处于一种依靠经验去做事的时代了，它已经上升为一门科学。靠自己积累经验的过程太长了，我们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要对现代政治学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各种专业都要求有熟悉本专业的管理者出现。其中，学习了政治学的从政的留学生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记者：正如您刚才谈到的，中国的留学潮流已有好几批，目前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有很大一批是留学苏联的技术官僚，而现在更多出国留学的是学习公共管理的人才。这两种类型的官员有何不同之处呢？

　　刘吉：留苏官员的出现其实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学理工的人员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但是，学理工者的管理只是建立在技术管理的基础上，对于公共政策管理不熟悉，因此他们到了领导岗位将面临着一种转变。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管理水平的落后，因此就产生了对一批懂得专门管理知识的人才的渴求。

　　中国担任领导干部的政府官员，第一代是工农干部，第二代是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第三代是企业管理干部，而第四代将是由纯粹学政治、法律和其它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治理国家。我们目前还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

　　现在学习管理的只是公务员。而真正从政的其实应该有两种人。一种是懂得宏观政策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家；另外一种就是懂得公共管理的专业人才。比如说懂得证券、银行、企业宏观调控等方面的人才。但我们现在还把这两种人才混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是专业的官僚，而政治家是代表政党的。当然这两类人才也不是绝对分开的，一小部分是可以互通。

　　记者：中国对从政官员所掌握技能发生的变化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变化又有何意义？

　　刘吉：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工程技术人员中脱颖而出一批管理技术人才，经过历史的实践检验和淘汰，有一部分就成为了公务员，其间也会产生出优秀的政治家。现在有一批学习了先进西方理念的留学归国人员，他们目前大部分都是从事各种公共管理的公务员，在经过沙里淘金的检验后，肯定会诞生出杰出的政治家。他们是技术官员后产生的第四代政治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但是，我要强调指出，尽管留学生在国外学了很多知识，但回来后还是应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谁结合的好，谁就会成功，也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做出贡献。我想，归国留学人员无非有三种人。一种是喜欢简单的照搬，觉得外国什么都好，一旦他们处于重要的岗位，那他们本人不但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且还将把中国搞糟；一种是回来后很快地与旧体制同流合污了；而只有第三种把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才是未来中国的栋梁。

　　我们应该把外国正确的基本方法和原理与中国的现有社会制度和具体国情结合，比如说西方政治的“三权分立”体制，这个体制是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显然很多方面对我国不适用，但我们可以采纳它背后的“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产生腐败”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目前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机构。孙中山先生创立“五权分立”，就没有照搬“三权分立”，现在我们应创立更好更有效的体制来。

　　记者：现代政治学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官员目前在国外学习的公共管理主要是一种工具性的方法和手段，那么，它距离中国政府治理的目标还有多少距离？

　　刘吉：还有相当的距离。学习了外国的理论，更多的人需要回来实践。除了从书本上读，还要去做，也许做的时候会失败，但不要灰心。我们与国外最大的差距是观念。只有观念变革，体制才会变革。而观念和体制的变革需要人去做。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去完成。中国现代历史上曾有过一些所谓的“革命”，有些看上去是12级台风，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底下依旧纹丝未动。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不是刮什么台风，而是愚公移山。夺取政权要革命，社会改革要愚公移山。中国革命都曾经愚公移山，现在我们创建新的社会体制就更要愚公移山了。

　　记者：您本人曾经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目前还在社科院担任博士生导师，对于中国官员接受国际化的公共管理培训，您有何评论？

　　刘吉：我很赞成这件事情。现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就是要培养一批21世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才。这也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人才。在8年前，中国政府和欧盟创建了这所商学院，专门培养这方面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这些企业家中也是可能产生政治家的。当然他们的出现需要一个清明的民主政治制度氛围和环境。

　　(本封面故事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市委组织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零点调查集团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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