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10月18日电(记者张奇志郑黎)“我是‘协议村官’。”新当选为浙江省瑞安市红光村村委会主任的 王献桃指着办公桌上的一份协议书对新华社记者说。

　　通过竞选成功的王献桃与全村村民“达成协议”，如果他在与村子利益、农民收入等11个方面违规决策、管理，造 成村集体经济损失，他将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在瑞安市226个村，有上千名象王这样的“协议村官”，受到今年开始推行的“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的制 约。而在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类似这样的监督制度，已不是新鲜事。

　　广东珠江三角洲许多农村在村委会下，成立了专门督导贯彻有关制度的分委员会，比如企业管理委员会、财务管理委 员会和民政社会事务委员会。这些分委员会一般由三至四名村民代表组成。

　　浙江省象山县近年来开始探索权力分治的途径，即把决策权、操作权和监督权分开。主要村干部只主持村民大会，决 定重大事项，具体工作交由分管的专职委员操作实施，并向村民大会报告，接受其监督。

　　中共象山县委书记肖培生说，全县每个村都成立了“财务监督小组”，定期对村财务原始帐目进行审核检查，并作公 开。

　　中国从1988年开始试行由选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办法，逐渐取消上级委派，以使农民的意愿得到最真实 的反映。这被认为是中国基层民主的一大进步。然而，近年来也出现一些问题。

　　浙江省民政厅助理巡视员何志权认为，在村级建立民主监督制度，将起到从源头上规范村委会选举，制止动机不良的 村民争当村干部的腐败行为。

　　据介绍，这些制度，有的是农民自发提出的，有的是村民们在政府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建立的。

　　据民政部统计，中国85％的农村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绝大多数村庄制定了实施民 主管理的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90％以上的村推行了保障民主监督的村务公开制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咨询策划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凡说，中国在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种各样史无前例的 制度。这些制度在最基层的农村首先出现了，而且正在全国26个城市的社区中开始试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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