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春魁

　　北京朝阳区白家庄路一个街边花园建了一面浮雕墙，纪念被大学生刘海洋用硫酸泼伤的5只熊。10月16日，“青年话题”刊登陈光荣的文章《纪念熊还是虐待人》，认为“这样的浮雕墙，与其说是为了纪念熊，倒不如说是在虐待人———虐待人的人格尊严”。

　　我倒认为，在街边花园建这样的浮雕墙，实在比光建设一个只有花香鸟语的绿地要好得多。可以想象，当孩子们随父母来到这个街边花园，听父母讲述发生在北京动物园那个令人不愉快的故事，从小明白不要虐待动物、要爱护公共财物的道理，对他们的成长明显是大有好处的。我想，多数父母并不会记得当时的主角是刘海洋，孩子们也不会追根刨底地问“罪魁祸首”是谁。建这面墙的本意就是对事不对人的，因此根本也就谈不上“对刘海洋来说，不啻于‘耻辱柱’”。

　　作为刘海洋，我们可以同情他的家庭不幸，可以追寻社会在此事上应负的责任。但是，刘海洋已经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人，不管他对熊泼硫酸的动机是什么，结果是公共财产被破坏，动物被伤害，使许多游人，包括许多并不自掏腰包从外地兴冲冲来动物园参观的人，许多跟随父母来玩耍来学习动物知识的孩子，看不到原本非常兴旺的“熊家族”。仅凭此一点，刘海洋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付出包括被人们批评甚至指责的代价，并接受教训，将耻辱铭记在心。

　　这或许应该是另一种“挫折教育”，但这只能算是对他的提醒而不是人格虐待。如果刘海洋也如作者所说，认为“这仅仅是个虐待动物的事件而已”，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人进行的“警醒教育”是很不够的。正因如此，才有了许许多多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浪费资源的事情发生，才有了明星穿着带日本军旗图案的服装在众目睽睽下表演的事情。这里，之所以说“事情”而不说“事件”，是因为这些事是许许多多普通人在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毫不察觉、心安理得、不以为错地做着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日本人做得比我们好，他们的危机意识比我们强，知道珍惜资源，珍惜大自然的恩赐，知道为了国家安全买来煤炭倒入海中储存起来。

　　我们需要白家庄这样的“警醒墙”，需要沈阳“九·一八纪念碑”那样的建筑，需要在资源危机、国家安全危机、道德危机等各种危机到来之前，就有所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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