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执法的楷模———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方工(上)本报记者杨新顺

　　瘦高的身材，一张清癯的脸，平静中透着一股威严和正气。初见方工，就觉得他的形象气质与他的身份十分相称。方 工在检察机关工作了23年，现在身为全国模范检察干部、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 。

　　方工出生在军人家庭。今年51岁的方工插过队、当过兵，退伍后到汽车厂当了一名工人。1979年，28岁的方 工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到副检察长，23年来，方工的职务一步步高了，但 他做人的信条始终没有改变：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方工自己总结了一条座右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扎扎实 实做事，公公正正执法。这条座右铭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同事们尽人皆知的格言。

　　“每次办案，我既有一种庄重的使命感，又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谨慎，惟恐发生差错，辜负了法律对检察官的重任。” ———方工

　　刚进检察院工作，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专业知识也十分有限，方工抓紧每一点时间学习。方工告诉记者，当时他 报了夜大，参加法律专业班学习，总觉得时间不够。他每天上下班坐车要往返一个多小时，于是坐车成了他学习的好时机。4 年后，方工拿下了大专文凭。后来，他又继续学习，接连取得了中央党校法律本科文凭和研究生学历。学历高了，但是他的学 习习惯却一直未改。每天上下班，他仍然是经常在车内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好心的司机担心他的眼睛，特地为他在车内装了一 盏小台灯。方工不仅爱读书，在政治理论、法学、历史、古典文学、经济等方面涉猎广泛，而且经常做笔记。在方工的办公室 里，记者看到他的书柜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30大本读书笔记和剪贴成册的学习资料，方工的同事们称之为“办案宝典”。

　　在北京市检察一分院，方工被誉为“第一公诉人”。这些年，他“领衔”承办了一批疑难、敏感或世人瞩目的大案、 要案，件件“滴水不漏”，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

　　世纪之交，方工带着一分院几名精干的年轻检察官，承办了全国瞩目的成克杰、李平受贿案。2000年5月，办案 组忙于为公诉成克杰做最后的准备，案子进入到了关键的阶段。“党和人民在注视着我们，我们要高质量地办好这个案子，要 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他对办案组的其他成员说。

　　快开庭了，提讯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有条不紊。办案组里有的年轻人认为，成克杰认罪态度还不错，估计开庭时会比较 顺利。方工发现了这个倾向，异常冷静地提醒大家：要认清这些贪官的真面目，千万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麻痹。一定要把起诉材 料做扎实，不能让他在庭审中有可乘之机。

　　果然不出方工所料，庭审时，成克杰一反当初提讯时的样子，推翻了以前的所有口供，拒不认罪。连情妇李平的证言 ，他也说是“胡说八道”。成克杰的辩护人则认为，成克杰和李平没有结婚的事实，李平证言的可信程度值得怀疑。

　　突然出现的情况没有吓倒早有准备的检察官。主诉检察官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身旁的方工，见他会意地点点头，便义正 词严地指控：“一、成克杰与李平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成克杰与李平二人的供述，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二、成克杰与李 平有犯罪预谋，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以下事实请法庭注意……三、成克杰与李平的共同犯罪有明确的分工、合作。李平找 项目要好处费，将对方的要求告诉成克杰，成克杰予以办理，李平联系并收取好处费；四、谁收钱并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故意… …”

　　面对检察官无可挑剔的指控，成克杰也觉得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当记者问方工当时是如何识破成克杰的伎俩的，方 工微微一笑说：从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绝大多数贪官都是这样，在下面态度好着呢，但是一旦到了法庭上，面临着要被定罪 的时候，马上就翻供了。如果成克杰真的对党和人民还有感情的话，当初怎么会几百万几千万地收受贿赂呢？

　　2000年的除夕，当大多数的中国人怀着喜悦的心情与家人团聚，迎接一个新的春节的时候，几名法轮功邪教组织 的骨干分子竟然在天安门广场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自焚案件，严重破坏了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很快，依照司法程序，该 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被移送到检察机关准备起诉，接受法律的惩处。案件到了方工的手里。

　　“方检，5名被告人中有一个病情还不稳定，您看怎么办？”承办检察官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处理。

　　的确是个问题。在被告人病情不稳定的情况下起诉，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但是，等他病情稳定，又会延误整个案件 的审理。

　　“你看这样行不行？先期起诉4人，将那个病情还不稳定的被告人分案处理，等他稳定了另行起诉。这样，既不影响 整个案件审理的进度，又能解决目前遇到的实际问题。”方工稍微沉吟了一会儿后，语气坚定地对那个检察官说。

　　“行，我看行。这样并没有违反有关的法律规定，还体现出了法律的人文关怀。”承办检察官打心眼儿里佩服方工： 他总能想出新点子，又毅然做出决策。一起令人关注的“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件就这样得到了妥善处理。

　　今年6月16日凌晨2时40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内非法经营的“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在京城乃至全国上上下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综合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结果，认 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造成的。几天后，涉嫌纵火的3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根据规定，检察机关在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后，必须在3日内告知被害人家属。可这起案子的被害者家属加 起来有五十余人，涉及到全国十余个省市。有的承办人提出能不能先通知北京周边的，外省市的等起诉以后再陆续通知。方工 一听当即反对：“被害人家属已经很悲痛了，不能因为我们时间紧而损害了他们合法的知情权。”几个承办人立即忙活开了， 打电话、发传真，愣是在48小时内通知到了所有的被害人家属。

　　在检察官岗位上工作23年，方工亲自经办和审批的三千多件大小案件，没有一件错案，他因此荣立过四次一等功， 一次三等功。

　　“一位法学家说，犯罪好比污染了的水流，不公正的司法好比污染了水源，一次不公正的司法甚于十次犯罪。检察官 一个不经意的失误对当事人可能就是家破人亡。”

　　———方工

　　有点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由分院这一级的检察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除了危 害国家安全和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外，都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的案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系到人的生杀予夺。 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权力。如何运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做到公正执法，让人民满意，是法律对一个执法者的要求，也是每 一个像方工这样的执法者所必须面临的考验。

　　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间，在北京的多处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陆续发生了“打闷棍”抢劫案，一时间 令人谈“棍”色变。经过公安机关的艰苦侦查，2000年8月底，轰动京城的“打闷棍案”终于告破。焦文军等两名犯罪嫌 疑人被抓获归案。这两名前后作案一百余起、背负着12条无辜生命的疑犯终于落入法网。

　　案件依照法律程序到了一分院。公诉一处的检察官们连夜工作，完成了对焦文军等人的起诉意见书。经过调查核实， 焦文军承认自己及与他人合伙共作案100起。可承办人发现，案卷中记载：焦文军的同伙供认，有一次持枪抢劫时有焦文军 参与。但是在提讯焦文军时，他矢口否认曾参与了这起抢劫案。而且，这次作案时用的一把枪至今也没有找到。对于这样一起 重大事实的遗漏，承办人认为应当由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也有的同志认为，100起作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焦文军死刑 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就是少了这一起也不会影响案件性质。

　　案卷报到了方工那里。翻阅着厚厚一摞的案卷，方工果断地支持了承办人的意见。他说：“虽然焦文军罪行累累，但 也决不能漏掉一起，这是对法律负责，更是司法公正的体现，一定要查清这起作案到底属实不属实。建议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方工的口气显得不容置疑。

　　一个星期后，公安机关终于从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焦文军的老家找到了那支作案时用的枪，这下焦文军无话可说了。 法院最后认定了焦文军作案101起，依法判处其死刑。

　　一名年轻检察官至今还记得进院时方工对他说的话：一个检察官，就要忠诚于自己的神圣职责，尊重法律和事实，不 偏不倚，不枉不纵，公正是执法的灵魂。

　　司法是否公正，事关法律的尊严，事关政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事关党和政府的威望和形象。方工自己把这 一点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

　　方工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虽说到检察系统二十多年了，当检察长也有好几年了，当初在工厂做工时的许多工友、 同事，一直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也常常遇到情、理、法的矛盾。但是时间长了，方工的为人大家都了解后，就很少 有人来找方工说情了。

　　一天，原来厂里的一位老同事拎着水果来到方工家里。“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等方工问明白才晓得，老同事是来 求方工的，独生子因将人故意伤害致死，眼看死罪难逃。他希望方工能看在老同事的情面上，帮忙弄一个自首证明，或许，还 能给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

　　那孩子方工也认识，可现在犯了这么大的事儿，谁救得了，谁又敢救呢？方工只好劝慰老同事：“你这样做可救不了 孩子啊！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和你一样痛心，可自古私情大不过公义，万万不能错上加错了。往后，你们家有困难的时候 ，我会帮助你们的。”老同事听了方工的话，拿上东西走了。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身上的责任重大，更何况像方工这样手握重权的副检察长。

　　骗子王英伙同他人，冒充神医，专门在京城街头设骗局，诱骗老头、老太太上当，从而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2001年3月31日，王英在展览路附近从一老太太手里骗得1.1万元人民币。4月4日上午，王英再次骗取了 另一老太太信任，正当第二个老太太下午从银行里取出29万元人民币准备在约定地点交给王英时，被偶然路过此地的第一个 老太太认出。在群众的帮助下，王英被抓获，但王英后来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实施第二次诈骗，并称4月4日上午自己正在某 宾馆办理退房手续。

　　结果法院只认定王英诈骗1.1万元的事实成立，仅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区检察院依法向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请 抗诉。到底王英有没有实施第二起诈骗？到底王英4日上午在干什么？如果签字同意抗诉，二审法院又维持原判呢？一系列问 题又摆在了方工面前。抗诉成功与否对方工自己的形象、名誉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方工想，假如我没有看出问题那是水平低， 看出了问题，却因为自己患得患失不去纠正，说轻了是私心，说重了就是渎职。方工又一次陷入了对案情的深深思考中，他反 反复复查看了所有案卷资料，要求办案人员到宾馆了解更多的情况和证据，根据对所有材料的综合分析，他毅然决定支持区检 察院的抗诉申请，向二审法院提起抗诉。

　　当年11月28日，二审法院认定王英第二起诈骗未遂事实成立，依法改判王英有期徒刑6年，而此时，王英距离一 审判决8个月刑期还剩下仅仅5天！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方工为人和气，说起话来也慢声细语。可是，他惟一的一次发脾气，至今仍深深地留在同事们的 脑海里。那一次，一位承办人因工作拖沓，没有及时释放应当释放的被告人。方工知道后，气得拍起了桌子，他立刻把承办人 叫来质问道：“如果在押的是你的亲人，你会这样做吗？”这是同事们第一次见到方工发火。被告人被释放后，方工语重心长 地对同事们说：“依法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法律的必然要求。要记住这个教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

　　一次，一个中央国家机关局级干部的儿子因挪用20万美金而触犯了法律。案子到了一分院不久，这位局级干部亲自 找到方工，先是表达了要方工从轻处理，可不可以把人先取保候审的意思，接着就从包里往外掏东西，两条名烟，和一个包装 十分精美的礼盒。方工见状忙制止道：我们办案重的是事实和证据，能不能从轻要看表现，可不可取保候审要看符不符合法律 规定。这位同志还不死心，又说：“咱们都是干部，我不会害你的，要不一块儿出去坐坐。”方工说：“你要谈公事，咱们就 在办公室里谈。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正因为我们都是国家干部，才更不能违法乱纪。”一番话说得对方没词儿了，只好装上 东西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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