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都市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农村来到都市，被称为“农民工”，做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活儿。

　　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我省，各地几乎都有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从卖菜的、造楼的到搞装潢的。据统计，哈市有农民工40万之众，王岗一个镇，就有3万人在外地打工。

　　这些进城的农民，“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城市的门槛。今天的农民，明天也许就是市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地成为城里人，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从身份上说，他们还是城市的“边缘人”。

　　城市对这个阶层的态度，改革开发20年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是驱赶，遣送回乡。后来，把他们称之为“盲流”、“游民”、“黑户口”，不受欢迎。现在，他们被称为“准市民”、“城市边缘人”。对这样一种称谓，黑龙江大学张政文教授指出，这不仅是其意义上的中性，而且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阶层在城市中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形成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比如，由于身份的原因，他们无法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在子女读书等方面遇到困难。有的城里人对民工缺少应有的尊重，对其另眼相看，有的地方甚至将违法犯罪等社会阴暗面直接与外来民工挂钩。这些都从心理上挫伤了民工阶层。

　　在一个正在装修的住宅里，记者与来自哈市郊区的木工小张聊天。他告诉记者，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左右，因为住在正装修的房子里，吃完饭接着干，每天晚上一躺下，浑身就像散了架。“我已经干了8年了，好歹干完一家能有个近万元的收入，比在家里种地强。”他指了指身上的灰土说，“还好，你没有条件反射，嫌我脏。这是对我的尊重。”

　　记者在南岗区一个摊位前采访了一位卖烧饼的民工。他告诉记者，他主要是想到城里赚点钱，回家盖房子。“在城里打工，心里总没底，孩子上学的事也挺犯愁。”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民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来回跑。农闲进城，农忙回乡，在城市与乡村间游走，他们既青睐城市的生活，又无力解决妻儿进城带来的问题。

　　社会交往的局限，使农民工无法与城里人融为一体。记者采访了许多农民工，他们一个共同的苦恼几乎都是无法与城里人交往，只能在狭小的老乡圈子里活动。来哈市已有6年多的小老板李先生说，他在城里虽然已经立足了，但在这个城市里，这么多年来，还缺少知心朋友。

　　观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境遇反映了现行户籍制度滞后于城市化的步伐。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要管理措施，但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阶层在城市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事实证明，每一次改革，都大大释放了农民工在城市能量的发挥。比如，今年以来，哈市出台了城市户籍改革措施，鼓励有合法职业和稳定收入的农民进城。这一门槛降低后，不少农民进入城市，买房置业。不过，现在对打工人员还没有相关政策。

　　与哈市相比，有些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户口准入政策，更加灵活、宽松。2000年，青岛市明确提出加快农业人口就地转化政策；2001年4月，广西宣布将逐步取消“农转非”计划指标限制，今后将逐步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管理制度；同年7月，宁波取消了农村人口进城镇落户指标的限制，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12月，天津规定工作满3年的大学本科以上人员，其配偶、子女户口可全部进津，并办理“农转非”；石家庄更彻底，2001年8月1日，该市公布“直系亲属投靠、外来投资、管理技术人员、买房、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等7条全面放开户籍的准入政策。今年6月15日，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又传来消息：对常住上海的引进人才、外来务工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行居住证制度，持有居住证的外来人员享受的待遇与上海市居民相差无几。这项被称为“新户口”政策的出台，无疑为中国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哈工大杨承博士谈到户籍制度变革时说：“国际通行的人口管理办法是身份证管理制度。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转变中国人社会生存上的文化观念，以及实现公民生存状态的公平、平等，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农民要真正变为市民，呼唤户籍制度更彻底的变革。 （本报记者 张晓荭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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