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败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面对台湾及澎湖、金门等仅剩的几个小岛屿，最感头痛的还是海防问题。在海峡对岸，人民解放军已集结了重兵，正在日夜不停地进行渡海作战演练，解放台湾对解放军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失去了美国的军事援助，不但兵力不足，武器弹药也很欠缺，海岛防务漏洞百出。尽管蒋介石刚刚确定了三军主帅，但从大陆仓皇败逃回来的军队，战斗意志低落，群情惶惑不安，很难抵挡得住解放军的凌厉攻势。美国人曾预测台湾将在1950年陷落，看来并非无稽之谈。

　　自从被美国人抛弃后，蒋介石在军事上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对于如何才能防守住台湾，他拿不出起死回生的良策，甚至没有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台湾防御计划。除了用一些空洞的口号来麻痹台湾岛上的军民外，蒋介石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内进行大规模的“整肃”，企图通过稳定内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正当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之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出兵侵略朝鲜的同时，出于其反动政策需要，对华政策又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定继续扶植蒋介石，并悍然派遣美国海军第7舰队入侵我国台湾，为蒋介石撑腰壮胆。台湾局势因朝鲜战争的爆发稍有好转，蒋介石终于松了一口气。一位资深的政治家评论说：“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救了起来，使其起死回生。”

　　此后，在蒋介石的一再请求下，美国不仅恢复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援助，还与蒋介石签订了一个“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美国的关系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蒋介石又重新振作起来，整顿军队，扩充军备，高唱“反攻大陆”的滥调，并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对大陆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武装袭扰。

　　蒋介石在台湾岛上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日子，正当美援大量涌入台湾，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台湾海峡紧张对峙的形势有所缓和之际，1955年6月，突然发生了一起震撼台湾岛内外的大事——前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现任“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策划发动“兵变”。更为耸人听闻的是，参与策划这场兵变的孙立人的几个部下，还制定了一个利用混乱时机刺杀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计划。

　　孙立人身边的“匪谍”

　　孙立人自从屏东阅兵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公务活动的通知，他只好待在家中。外界关于“兵变”的风言风语，孙立人也听到了一些，他压根就弄不明白自己何以会被牵扯到这一事件中去。在经过近二个月的煎熬等待之后，7月31日，孙立人接到“副总统”陈诚约他前去谈话的电话。孙立人放下电话，就急不可耐地带着随从参谋陈良埙乘车前往台北市信义路陈诚的官邸。孙立人暗暗思忖，这次谈话也许可以揭开近2个月外界传闻的谜底。

　　陈诚把孙立人迎进客厅后，命令副官和随从参谋们都退到厅外等候，他要与孙立人单独谈话。果不出孙立人所料，陈诚向他交了底，把所谓郭廷亮“匪谍”案的情况向孙立人作了通报。

　　郭廷亮，云南河西人，时年34岁。他于1939年考入税警总团训练所，毕业后留所任教育班长、副区队长、区队长等职，与当时任税警总团长的孙立人建立起上下级关系。此后，郭廷亮随孙立人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抗战胜利后，郭廷亮在新1军任榴弹炮营少校连长，随军到东北参加内战。1948年1月，驻守沈阳期间，郭廷亮的连部设在沈阳市铁西区二道街的义和米栈内，与店主白经武日渐熟悉，来往密切。经自经武介绍，郭廷亮与1个叫李玉竹的姑娘结婚。

　　据陈诚向孙立人介绍，在此期间，白经武经常以“匪党”言论鼓惑煽动郭廷亮。解放军攻占沈阳后，郭廷亮找到白经武，请求帮助他逃出城去，白经武就介绍郭廷亮与自己的哥哥白经文见面。白经文当时担任解放军东北铁路护路军联络科科长。白经文答应给郭廷亮出城的路条，但要他到台湾长期潜伏，从事兵运工作，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制造国民党军队大规模之叛乱；二是等解放军进攻台湾时进行接应。郭廷亮表示同意，并与白经文约好了联络方式。

　　然后，他拿着自经文给的10两黄金和路条，与妻子一道离开了沈阳，先到达天津，后又经上海与原属新1军的溃散官兵一道跑到了台湾。

　　郭廷亮到台湾后，自然要投奔老长官孙立人。在孙立人的提携下，郭廷亮先后担任陆军军训练司令部储训班第4队副队长、第4军官训练班人伍生总队少校营长、陆军军官学校教导营营长、陆军总司令部搜索组大队长、陆军步兵学校少校教官等职。

　　据陈诚讲，在1954年8月之前，“郭廷亮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谍活动”，直到9月间某天晚上，一个年约三十七八岁、身穿白色衬衫、操东北口音的人突然到家中造访郭廷亮。来人告诉郭廷亮是“白先生要我来看你”，这是郭廷亮在沈阳与对方约好的联络暗号。来人自称姓李，他对郭廷亮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廷亮则对来人说：“请白先生放心好了。”

　　此后，郭廷亮便积极进行“匪谍”活动。恰在此时，孙立人卸任陆军总司令职务，改任“总统府”参军长。他在卸任前，曾令陆军总司令部第5署督训组中校组长江云锦利用到各部队督训的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第4军官训练班毕业的军衔最高的同学作为联络人，与其他同学进行联络。孙立人认为江云锦没有把这件事办好，在他卸任总司令职务后，又指定郭廷亮担负联络工作。

　　稀离糊涂的“当事人”

　　郭廷亮对于孙立人交代的任务“极感兴趣”，他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完成“匪谍”任务。于是，郭廷亮在田祥鸿、刘凯英等人的协助下，与第4军官训练班毕业的同学100多人建立了联系，登记造册，并在各部队中形成组织。在得知蒋介石要在屏东机场阅兵的消息后，郭廷亮认为时机成熟了，想借助第4军官训练班同学对孙立人没能当上参谋总长产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兵谏”，并进而激发“兵变”，制造一场大混乱，伺机刺杀蒋介石，颠覆政府。据郭廷亮被捕后交待，他曾于5月15日到台北晋见孙立人，报告联络工作进展情况，以及第4军官训练班同学准备发动“兵谏”的事情，孙立人要郭廷亮转告其他同学不要轻举妄动，如有意见可等他到了屏东以后再说。但郭廷亮却在事后转告联络好的同学说，孙立人已经同意他们采取“兵谏”行动，让大家做好准备，而郭廷亮本人更是在暗中准备利用这一机会刺杀蒋介石。但是，郭廷亮“阴谋叛乱”的事情却被他所联络的同学告发。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兵变”和暗杀计划遂告破产。随后，涉及这一案件的其他成员江云锦、王善从、田祥鸿、刘凯英等人也相继被抓。

　　据郭廷亮供称：“他(指孙立人)有他的意图，就是利用我联络部队学生，造成一股势力，作为他兵谏的本钱；我有我的意图，就是利用他的关系，达成我兵运工作和刺蒋的任务。”

　　这就是陈诚向孙立人通报的“郭廷亮匪谍案”的大致情形。

　　孙立人这时才明白，自己糊里糊涂已成为这一‘演变”事件的核心人物。陈诚与孙立人的谈话进行了2个多小时，致使他们两人最后都未能参加当天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扩大军事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天的军事会议上，台湾当局向与会的高级将领们正式宣布了孙立人“兵变”案件。

　　第2天，孙立人的随从参谋陈良埙就接到宪兵队的正式通知，没有命令参军长不得随意出门，孙立人被软禁在家中。接着，国防部又派人把江云锦等人的供词送来给孙立人阅看。至此，孙立人深知自己在劫难逃，遂于8月3日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

　　孙立人辞职究竟是自愿，还是被逼无奈？其中的隐情外人是无法知晓的。孙立人的辞职书递交上去后一直未见答复。半个月后，蒋介石突然于8月20日发布“总统令”：

　　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候报核办。此令。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此令。

　　1956年9月29日，国防部军法局判处郭廷亮死刑，判决书如下：

　　郭廷亮，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随后，“国防部”又以新闻采访的方式发布了一纸蒋介石的特赦令，称：“该郭廷亮犯罪情节重大，原判死刑应予照准；但念该犯尚能自知俊梅，并自白不讳，特依赦免法改处无期徒刑，以示宽大。其余各犯均照原判办理。”

　　“孙立人兵变案”就这样草草了结，孙立人在当局“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以软禁代替刑罪，以“察考”限制自由，开始了长达33年的幽居生活。

　　祸起萧墙

　　台湾当局在“孙立人兵变案”中的种种言行，更使人相信，这一案件的背景复杂，内幕极深。熟知台湾政坛内幕的人士则一致认为，这一案件的核心问题乃是一个“权”字。蒋介石之所以要治罪孙立人，无非是为了要解除他手中的兵权。孙立人为什么会从蒋介石昔日的爱将一下子变成了他的仇敌？蒋介石为什么非要置孙立人于死地呢？细细分析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蒋介石忌恨孙立人与美国人打得火热，并清算当初美国人企图抬孙抑蒋的旧账。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曾经是国民党政权最主要支持者的美国十分失望，准备彻底地抛弃蒋介石，并在台湾扶植一个亲美政权，另择代理人，以保持对台湾的控制。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乔治·坎南曾提出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其核心内容是使台湾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分离，成立一个新政权，并邀请孙立人参加这个新政权，瞩望孙立人能够成为台湾的新统治者。

　　美国人之所以会选中孙立人来代替蒋介石，是因为孙立人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唯—一位在美国留过学的高级将领，而且他在抗战期间与美国军界在缅甸和印度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抗战末期，他到欧洲战场考察时，又受到过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等美军高级将领的礼遇。最主要的是，孙立人当时担任台湾防卫司令，手握兵权，美国人选中他也在情理之中。但孙立人对蒋介石却忠贞不贰，更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美国人对此缺乏认识，拉拢孙立人的计划显然带有一厢情愿的味道。

　　l949年4月，麦克阿瑟曾亲自出面拉拢孙立人。他邀请孙立人访问日本，在会谈中告诉孙立人，蒋介石政权必垮，美国对其已不抱什么希望，但美国不能让台湾落人共产党手中，所以有意请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美国将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孙立人拒绝了美国人的这番“好意”，明确告诉麦克阿瑟，他在政治上是忠于蒋介石的。

　　孙立人明知美国人有意拉拢、扶植他，却不知道回避。他认为自己对蒋介石没有二心，依旧我行我素。美国军事顾问团进驻台湾后，孙立人与顾问团团长蔡斯来往密切，除公事以外，私下还有不少交谊活动，在许多问题上两人常持一致的观点。

　　蒋介石是个多疑的人，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在暗中留心观察，对孙立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戒心日重。尤其是看到他与美国人来来往往，不禁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很不舒服。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海峡的危机解除，孙立人这块“招牌”也就失去了作用，终于被蒋介石一脚踢开。

　　二是孙立人忽略了国民党军方主流派在政治上的实力，尤其是在他得势之时，与黄埔系将领疏远与产生矛盾使他腹背受敌，遭到排挤和中伤。在国民党军事系统内，以将领的出身而论，可以分成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黄埔系、留学日本的士官系，还有保定军官学校出来的保定系；以某些统率军队的将领为核心组成的军事集团或派系又可分成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桂军、粤军、滇军、黔军、川军等。总之是派系林立，山头众多。其中以黄埔系、中央军为国民党军队中的主流，其他统统被蒋介石称为“杂牌军”。以黄埔系骨干形成的中央军是蒋介石起家的本钱，也是他维护权势和统治的得力工具。

　　经过多年的内战消耗，特别是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后，其他派系的军事力量基本消耗殆尽，那些“杂牌军”将领也大都归于沉寂，退出了军界。此时，就是“天子门生”黄埔系的将领们。在这一背景下，1950年3月，孙立人被蒋介石委任为陆军总司令，成为非黄埔系将领担任此职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人。香港的《世界晚报》为此曾刊出一篇署名皇甫光的人写的文章，题目是《台湾的王牌——孙立人》，不用看内容，光是标题就够耐人寻味。

　　“王牌”与“诸侯”

　　孙立人真的是台湾的一张“王牌”吗？在黄埔系将领们眼中，虽然孙立人当年统率中央军在缅甸战场上打过不少漂亮仗，但出身美国西点军校的孙立人仍是“非我族类”的杂牌。再加上孙立人为人清高傲慢，性格直率，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使他上任后不久就备尝遭受嫉妒和倾轧之苦。

　　据一位跟随孙立人多年的老部下说：“孙立人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同辈中几乎没有人可以和他合得来。在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的军事汇报，孙立人从未准时出席过，其理由非常可笑，就是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则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

　　在国民党军界中本来就鹤立鸡群的孙立人，却不知道如何收敛自己锋芒毕露的性格，他与黄埔系将领们的磨擦和矛盾，很快就使自己陷人形单影只、孤立无援的困境中。

　　三是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孙立人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与蒋经国为敌，利用陆军总司令的职权抵制蒋经国在军队中推行政工制度。有一件事最能说明孙立人与蒋经国之间的冲突，1950年12月底，孙立人别出心裁地在陆军中召开了一个“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目的是为了“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立人在会上致辞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孙立人是个体恤下情的将领，他创办“良心会”的用意也许并不坏，但却忽视了蒋经国的存在和权限。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认为，孙立人手伸得太长，做起了本该是政治部做的事情。于是，蒋经国马上进行反击，在军中推行“庆生会”，以抵制孙立人的“良心会”。

　　孙立人如果有政治警觉，应该就此刹车止步，甚至“幡然悔悟”。他不但执迷不悟，还进一步提出要取消军中的政工制度。

　　偏偏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也来凑热闹，支持孙立人的观点，主张军队国家化，要蒋介石取消政治部。蒋经国疑神疑鬼，怀疑孙立人是假手美国人来欺压自己。蒋介石对此更是大为恼火，传位于子是他的既定方针，恢复政工制度和设立政治部则是他为儿子搭起的一座攫取军权、驾驭军队的桥梁。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孙立人对蒋经国的“无视和挑战”。为此，蒋介石曾旁敲侧击地向孙立人发出过严重警告。

　　可惜，孙立人完全没有理解出蒋介石话中的意思。时隔不久，他就翻了被废黜的命运。

　　一位旅居美国、熟知蒋介石的秉性和历史的国民党元老，在得知孙立人的凄惨遭遇后，不无感慨地说：“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当年他以有人要绑架暗杀他为名，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军队中排挤了出去，并借机剥夺了汪精卫的权力；现在他又以有人制造兵变和企图刺杀他为由，解除了孙立人的兵权。这两件事虽然相隔近30年，但手法和效果却如出一辙，都深深地打着‘蒋记’的烙印。”

　　自1955年8月起，孙立人就被幽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号的家中，湮没无闻地过了33年囚徒般的生活。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在此期间，蒋介石、蒋经国相继离开人世。

　　蒋家天下的稳固

　　与“孙立人兵变案”相关的一些人，诸如郭廷亮等也一个个地陆续死去。就在这一事件渐渐被人们遗忘之际，台湾岛却在80年代末突然刮起一般“翻案风”，从“江南案”到“张学良案”，一波接一波。孙立人的子女、亲属及老部下们也乘机向台湾当局提出为孙立人平反的要求。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部长郑为元亲自来到孙立人家中，向孙立人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一切行动、言论的自由”。当有记者采访孙立人对“平反”一事有何感想时，孙立人反问道：“从未‘反’过，何‘平’之有？”

　　孙立人恢复自由后，曾向台湾当局提出重新复查当年的“兵变”案，“还我清白”。然而，当事人大都已经过世，所存档案资料也残破不全，复查工作可以说是无法着手进行了。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市的家中抱着终生的遗憾撒手人世。“孙立人兵变案”就这样带着诸多的历史谜团被尘封起来，留待后人去破解。

　　在解除了孙立人兵权之后，蒋介石进一步加紧进行传位给儿子蒋经国的布置。那些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有的被废黜，有的遭放逐，一切都是为了能使“太子”蒋经国顺利接班。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蒋经国接班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蒋介石这时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这一时期，蒋氏父子对台湾的统治日益严密。败逃到台湾岛后，蒋介石经过多次整肃，不仅逐一排除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而且还通过整顿军队，彻底解决了在大陆时期令他头痛不已的所谓“杂牌军”，使整个台湾岛的军队都变成其嫡系部队。过去国民党内和军队里派系林立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国民党变成了“蒋家党”，军队变成了“蒋家军”。除此之外，蒋经国还掌握、控制着台湾的警察、宪兵和情报特务机构。可以说，台湾岛成为蒋氏父子的一统天下。

　　虽然台湾已变成了蒋家的天下，但蒋介石每次出行依然是兴师动众，要出动大批军警为其“保驾”。蒋介石每次外出，经常有同一类型的小汽车四五辆组成的车队同行，以防不测。从蒋介石住的士林官邸到他办公的“总统府”，沿途要经过圆山、中山桥、中此路一、二段、中山南路、介寿路等地段，全程约4公里。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与路上畅行无阻，在车队未出发前，沿线布置便衣岗哨，车队经过的各道路口所有红绿灯装置，一律开放绿灯。但在中山路北段，有一处通往基隆、宜兰、苏澳的铁路公路平交道，每天火车来往频繁，在经过这段平交道时，就要停车等候，对蒋介石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影响办公时间。有善拍马屁者向时任台湾省主席的严家淦建议，希望能由台湾省铁路局会同台北市政府，在这一地段修建一座公路天桥。严家徐深悟官运之道，当即下令建桥。桥建好后命名为“复兴桥”。很多人认为桥下可设摊营业，但也有人认为设摊营业会影响蒋介石的安全。严家淦认为兴建“复兴桥”的目的，原就是顾虑“总统”的安全问题，于是下令不准在桥下设置摊位。

　　蒋介石对严家涂此举大表赞赏，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严主席深谋远虑，殊堪嘉奖。”

　　突如其来的车祸

　　然而，即使有如此严密的保卫措施，蒋介石还是难逃厄运，1969年7月发生的一起曾被怀疑为蓄意谋杀的意外车祸，险些要了蒋介石的老命。

　　1969年7月初，进人夏季以后，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按照往年的惯例，准备从台北的士林宫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接到蒋介石要出行的通知后，侍卫长孔令晟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在沿途布置了周密的警戒。

　　从台北的士林宫邸可以沿着仰德大道直达阳明山，实际上，这条仰德大道可以说是专为蒋介石修建的。为了蒋介石避暑方便，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拨专款修建了这条高等级的公路。据说，仰德大道除了山势陡峭这一自然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之外，堪称是当时台湾岛上最高级的一条公路了。

　　这天下午，由几辆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离开了士林宫邸，驶上了仰德大道，往阳明山官邸方向开去，这是送蒋介石夫妇前去避暑的车队。行驶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前导车，紧跟在前导车后面的是蒋氏夫妇乘坐的高级防弹轿车，再后面是2辆警卫车。由于路上车辆稀少，这支小型车队的速度很快，风驰电掣般离开了台北市区。

　　当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一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下让乘客下车。前导车因为刚转弯，没有来得及观察到这辆公路班车后面的情况，就在这时，从这辆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冲出1辆吉普车，以发疯般的速度直向着车队冲了过来。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惟恐这辆吉普车会冲撞蒋介石的座车，也来不及通知后面的车队，前导车司机当即紧急刹车，准备拦截这辆吉普车。

　　就在这关键的一刹那间，紧跟在前导车后面的蒋介石专车司机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刹车，猛力撞在了前导车的车尾。后面2辆警卫车的司机反应还算敏捷，紧急刹车，这才没有发生追尾连撞。

　　在撞车的一瞬间，冲击力非常剧烈。毫无防备的蒋介石，当时手拄拐杖端坐在轿车的后排，他只听到一声金属撞击声，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身体已飞了起来，狠狠地撞到了前排的防弹玻璃隔板上。强大的冲撞力把蒋介石的阴囊都撞肿了，两排假牙也从嘴里飞了出去。但蒋介石受伤最严重的地方还是胸部，由于胸部受到重撞，使他的心脏受到严重伤害。

　　宋美龄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她受伤相对较轻，双腿撞到了玻璃板上，当时痛入骨髓，厉声惨叫起来。

　　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大部分侍卫人员手忙脚乱地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座车上抬下来，小心翼翼地抬到后面的警卫车上，飞速送往台北医疗条件最好的荣民总医院去救治；另有几个侍卫人员则去追击那辆肇事的吉普车。但是，那辆吉普车压根儿就没有减速，早就一溜烟地逃之夭夭，跑得无影无踪了。

　　伤害“最高领袖”的肇事者

　　把蒋介石夫妇送到医院后，孔令晟急忙去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立刻到医院去看望父亲，在得知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有生命危险后，蒋经国才放下心来。随后，他向孔令晟和侍卫人员详细了解了车祸发生的经过。当蒋经国得知那辆肇事的吉普车片刻未停便逃跑的情况后，立即怀疑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车祸，目的是想暗害蒋介石。于是，他马上给台湾岛情报单位的警察和特务下达紧急命令：搜捕肇事的吉普车，抓获驾车的人，查明事情真相！

　　国民党联勤指挥部、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局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出动大批警察和特务进行紧急搜查，可是他们忙乎了多日，却连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原来，当时侍卫人员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到抢救蒋介石夫妇上去了，10多名侍卫人员谁也没有看清那辆吉普车的车牌号和驾车人的模样，只记得那是1辆军用吉普车。蒋经国十分恼火，他交代专案小组，不管有多困难，就是把台湾岛翻个底朝天，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情报单位对台湾全岛的军用和民用吉普车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大排查，还是未能找到那辆肇事车。正当他们苦于无法向蒋经国交差时，一位老探员出了个主意；既然是军用吉普车，在出车时军方一定会有相应的记录，只要把那天外出的军用吉普车逐一登记，进行摸排，也许能够找到线索。

　　这个办法还真有效，专案小组很快就找到了那辆肇事的吉普车和车主，原来那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那天，这位师长参加完军事会议后，急急忙忙叫司机开车送他回家。国民党官兵在台湾岛上横行惯了，根本就不把警察放在眼里，经常在公路上开飞车。警察只要看到是“阿兵哥”开飞车，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招惹他们。活该这位师长倒霉，当他的吉普车在仰德大道上狂奔飞驰时，恰巧与蒋介石的车队相撞。事情发生后，这位师长虽然不知道被撞车内坐的是何许人，但从轿车的豪华程度和气派上判断，车内坐的绝不是一般人，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敢停车，急急地逃逸了。

　　后来，当他们听说被撞的是蒋介石时，更是吓得魂不附体，想尽一切办法隐瞒，但最后还是被查了出来。

　　蒋经国在反复核实这仅仅是一起意外车祸，而不是针对蒋介石的谋杀案后，才放下心来，下令以“伤害最高领袖罪”，给予那位少将师长以撤职查办处分。

　　蒋介石自从出了车祸后便开始疾病缠身。蒋介石自己有一次也十分恼恨地对前来探望他的一位老部下说：“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终因车祸后受伤引发的心脏病，导致心脏功能衰竭而病逝于台北。

　　节选自《暗算蒋介石——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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