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6元和2020元，这是1991年和2001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两个数字。透过这两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10年来一个农业大的5000万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态势。同时，也体现了我省大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发展历程。

　　结构调整：致富的主渠道

　　我省农民收入的大头，还是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因此，调优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就成了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近年来我省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进行了一场农业结构调整的大变革。它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以农产品流通、品牌和农业产业化“三项工程”为抓手，主要内容是加快发展优质高效作物，突出发展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我省把大力生产优质、高效、专用的农产品作为调整的首要目标，同时注重调整区域布局。目前，全省优质农产品种植面积迅猛发展，2001年，全省优质专用小麦、优质“双低”油菜分别发展到615万亩和1078万亩，占各自种植总面积的22％和75％；优质稻面积900万亩，占30％；瓜果等优质品率均大幅提高。粮油生产基本形成淮北地区小麦、沿江地区水稻以及江淮和沿江地区油菜的区域格局，棉花生产开始向沿江和淮北高产棉区集中；养殖业上，皖北黄牛、江淮肉猪、沿江水禽、山区特色养殖、城郊现代化蛋奶和沿江、沿淮水产养殖等区域性支柱产业初步形成。 加快养殖业发展，是确保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这项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全省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由1991年的25％上升到2001年的30％。据调查，今年一季度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245元，来自牧业的收入就有84元。在霍邱等一些地方，畜牧业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在围绕农业办工业过程中，各地都注重抓住市场、科技、人才和产业化经营四个关键环节，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为农业发展服务的二、三产业。这导致我省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来自一产的纯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1年的67％下降为2001年的53％，来自三产的纯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2％上升到8.0％。 劳务输出：富民的大文章

　　上世纪80年代初，“小保姆”拉开了无为县劳务输出的序幕。如今，该县已有38万人活跃在全国各地。无为人没有想到，以脱贫为目的的劳务输出，现在已成了我省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我省农民的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1年的15.2％上升到2001年的30.2％，去年光是银行渠道，就进来220亿元。

　　据分析，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主要是差在非农收入上。而劳务输出，是非农产业中一条投入少、风险小、见效快的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因此多数地方政府都致力于做好“劳务输出”这篇富民的大文章。资料显示，1991年春，我省初现民工潮，相继外出打工人数逐年攀升。据省劳动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劳务输出599.8万人，同比新增36.8万人，增长6.53％，预计全年增长8％以上；上半年全省农民人均劳务增收45元。霍邱县去年30万农民在外打工累计收入10亿元，人均达3000元左右。最近六安市农委对全市20个打工户进行了重点调查，今年一季度这20户的总收入53595元，其中劳务收入高达66％，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仅占26.6％。

　　“要想富，走出去”、“东西南北中，发财到浦东”，这些朴实的语言，是我省外出务工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真实写照。有些地方的农村劳务输出已形成特色，打出了品牌，如“建筑之乡”肥东县、“保姆之乡”无为县，就是因为劳务输出而闻名全国。 税费改革：减负就是增收

　　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相对就是增加农民用于生活、生产的可支配收入，这是人人都会算的加减法。2000年开始的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主要目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2001年，全省减少农民政策性负担19.4亿元；加上减少“两工”负担，共计减负45亿元。

　　“减负就是增收”，这句话其实还寓含着更深的含义。税费负担大幅下降使农业生产综合成本降低，激发了农民增加生产性投入的热情。据省农调队抽样调查，去年农民人均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比上年增长20％以上，全省农机总动力一年增加了7.6％。农民对一些高效益品种的投入也大幅度增加。去年全省池塘养蟹面积一年猛增35％，收益增长108％；全省农民投资利用荒山和冬闲田种牧草150多万亩。减负后，农民发展经济的能力也有所增强。太和县赵集乡张集村老农王建国眉开眼笑地告诉记者：“10年前咱住草房，3年前咱住瓦房，税改减负后，咱把腾出的钱用来购买杨树苗，去年10亩树苗卖了两万多，咱就快要住上楼房啦！”今年春节，当年农村“大包干”的带头人———凤阳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宏昌贴了副红彤彤的对联：“税费改革负担轻，发展经济劲头增”，这副对联正是对税改成果的高度概括。

　　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我省在稳步推行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的同时，还强化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各项涉农收费管理。初步测算，去年人均政策性负担比上年减少5.1元，减幅为6.8％。今年全省一次性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基本遏制了农村“三乱”现象，为我省农民进一步减负增收提供了保障。

　　本报记者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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