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人

　　就在陕西延安“枪下留人”故事余热未尽的时候，广东东莞近日再次发生了“枪下留人”的感人一幕————8月23日，一名即将被处死的死刑犯，仅仅因为他说了一句我不是真正的罪犯，司法机关就立即停止行刑，远赴千里，反复调查，甚至经过亲子鉴定，直到确认这名即将被处决者就是罪犯本人无疑的时候，司法机关才重新于10月21日将死刑犯交付执行。

　　从原因上看，陕西“枪下留人”案是因为律师的奔走呼号，在整个事件中，司法机关处于被动状态。但从东莞市发生的这次“枪下留人”事件看，司法机关则一直以主动的姿态介入整个过程，个中体现了司法机关严守法律，尤其是对死刑的执行极其慎重的态度，这种态度，提到普遍高度来说，就是对生命权的尊重。

　　为了保障死刑的正确运用，并为尽可能避免滥杀和误杀，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案件的适用、判决和执行等各方面做了极为严格的规定。以执行环节为例，在《刑事诉讼法》第四编《执行》里，专门有两条执行死刑的详细规定，并且整个篇幅占了全编的近四分之一。在最高人民法院等八单位《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里，更有长达8条共1000余字的详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在执行死刑前，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包括案件事实错误或者身份错误)，应当暂停执行，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

　　就本案而言，死刑犯在临刑前称其身份有误，这显然涉及到被处决者是否真正罪犯的问题。如果所杀之人不是罪犯本人，则至少会铸成两个大错：错杀和漏杀。显然，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实践中，人们或许亲眼看到过处决死囚前刑车绝尘而去的司法威严，或许从文学作品或电视剧中看过死刑犯临刑前绝望的样子。很多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在执行死刑前，即便是对罪犯“验明正身”这一环节，就有多少繁琐的程序和严格的手续！

　　从心态上分析，出于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畏惧，死刑犯在临刑前尽量找借口拖延时间以延长生命的做法，是再正常和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有的人也许会问，对罪犯身份的确定，在侦查、审讯和审判的过程中，因为多次交道，已经足以肯定罪犯的人身了，为什么还要在执行环节画蛇添足呢？这个反问确实很有说服力，不过，这个常识性问题，则恰好从另一方面说明，法律规定死刑执行环节必须“验明正身”这“多此一举”其实并不多余，而是对死刑的慎重。换句话说，国家宁肯多费手脚，也必须尽最大限度避免错杀和滥杀。东莞市司法机关这次仅仅因为死囚的一句话，就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进行调查核实，正好是我国司法机关慎重对待死刑的鲜活例证。

　　对囚犯用刑的慎重，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国家对罪犯权益的保障，实际上，这种保障的真正价值在于对民众权利的尊重；而慎重执行死刑的做法，也不只是对死囚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保障，没有司法机关慎刑的态度，每个公民都有被误当作罪犯关押甚至处决的可能。正是因为有了前述制度的保障和司法机关的谨慎，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自由和生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刑起于兵”的道理告诉我们，从历史上看，刑罚特别是死刑产生于战争，体现了血淋淋的复仇色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统治者越来越懂得通过“慎刑”尊重民众和生命。以死刑为例，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死刑权即被收归中央，直到清代，我国对死刑的核准权一直掌握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里。

　　封建统治者尚且知道尊重民众和生命，何况处于文明社会的现代人？东莞司法机关此次的做法，既是对民众的一次生动法制教育，同时也是对其他司法机关的一次良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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