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慧瑜发自北京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日前访华时特别提出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并召开艾滋病问题座谈会，他表示，“艾滋病已经不仅仅是卫生问题，更是发展和安全问题。”

　　艾滋病逼近普通人群

　　“当你拿着这份报纸站在大街上，你猜你身边的人中有几个会是艾滋病感染者？如果你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你还比较幸运，你身边的许多人中，可能只有一两个，但若你碰巧在艾滋病重灾区的话，那就要小心了，你身边可能就有两个人是艾滋病人。”

　　和记者说这话的，是一个漂在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织的工作人员，不久前才到河南做过专项调查。他叫柯望(化名)，他说用这个名字正好表现自己现在的心态。

　　说服柯望让记者到他家中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害怕邻居会起疑心，但是经过记者再三要求，他还是答应下来。柯望带着记者通过一幢住宅楼下如迷宫般的通道，到达他所住的地下室。房间很小，可是收拾得非常整齐。洁白的床单、被单看上去一尘不染，小收音机里放着流行曲，桌上可乐瓶中插着几枝红色康乃馨，在简朴的小屋中显得格外抢眼，这一切显示他在绝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

　　柯望今年29岁，他是前年在无偿献血时被检测出患艾滋病的。“1994年，我和许多打工的人一样到处流浪，寻找生计，后来在河南碰到血站采血，我就去卖血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感染艾滋病的”，在被检出之前他已经怀疑自己得病，“我自己学过点医学知识，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进行艾滋病宣传，我的症状跟上面说的非常相似。1999年的时候免疫力、体力下降得很厉害，2000年我献血前到血站抽血，后来鼓起勇气去看化验结果，非常不幸地被告染上艾滋病。”

　　记者接触的另一位艾滋病感染者来自河南驻马店新蔡县一个村庄，叫老王(化名)，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组织的成员。他现在住在北京的通县，经常往返于北京与河南之间，负责一些组织工作。妻子在通县工作，是整个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来源。儿子五岁多，在河南老家，妻儿都不是感染者。老王其实今年才27岁，他说他们的村庄有3000人，其中有2000

　　人是感染者，他说这个比例代表河南艾滋病疫情严重地区的情况。老王的父母没受影响，6个叔叔、婶婶全部感染。他自己被“血头”拉去卖过一次血，获得45块钱的报酬，就在这一次卖血中感染了艾滋病。政府曾经在村里组织过自愿的检测，但是许多卖过血的人都不愿意去，不敢面对现实，不少人干脆离乡别井到外地去打工。许多村对艾滋病毫无了解，只有恐慌，村里人都以为这是一种风一刮就传染的怪病。歧视、误解和逃避使许多感染者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在不知不觉间又传给别的人。

　　艾滋病防治形势严峻

　　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快速传播，这个群体正在不断地扩大，越来越多的感染者以他们这种方式生存。另外考虑到艾滋病病情的特殊性，有多少感染者未被检测出来而隐藏在普通人群中更是不得而知。

　　根据卫生部在10月15日公布的数据，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形势不容乐观，目前中国感染艾滋病的总人数将近100万，较2000年增长了58%，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

　　联合国近日也向中国发出历来严重的警告，指出中国将面临艾滋病迅速扩散的危机，并批评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行动不足，应采取紧急措施。联合国报告《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指出，艾滋病在中国扩散情况十分严重，已经达至“无法想象”的地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控制，中国可能在数年内成为全球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国家。这份报告又批评中国政府官员没有很好地开展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导致艾滋病不断蔓延。另外，河南部分地区艾滋病流行的事件，已引起国际关注，中国在国际艾滋病大会上曾承诺拨款建立安全的血库，但是这些行动却没能有效进行，政府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检测，很多病例没被发现。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日前访华时特别提出了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并召开艾滋病问题座谈会，他表示，中国正面临着防止艾滋病扩散的良好机会，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艾滋病已经不仅仅是卫生问题，更是发展和安全问题。”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的刘霞对《21世纪环球报道》说，针对目前艾滋病防治的严峻形势，政府会出台一些应对措施，但是现在不方便对媒体公布，下一阶段的工作仍然以加大宣传力度为主。从2001年起，中央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已由原来的1500万元增加至1亿元。

　　遭遇歧视

　　柯望说他时常感受到身边的人对艾滋病人的抗拒和歧视，他还遭到过医务人员的拒绝。2000年底他去血站抽血确认检测结果，由于保密措施不足的原因，血站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感染艾滋病，护士不想再碰他帮他抽血，怕被传染。后来一些医生对她批评了一顿，这个护士才在万般无奈下带上五六副手套帮他抽血。

　　尽管一直很小心地保护自己，柯望还是在无意中泄露出自己的身份。刚被验出感染的时候，他是一个服务行业的管理人员，不小心把检测报告丢在单位一张桌子上，很快被其他员工发现了，公司马上陷入一片恐慌，舆论压力非常大，虽然老板一再挽留他，他还是辞职了，然后到了另一个城市北京，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老王说，虽然他们的村歧视情况不严重，但是一部分没被感染的人仍然感到非常害怕，舅舅一家现在已经不跟他们家来往了，在济南当兵的弟弟也一度不敢回家。老王在一个组织的帮助下在村里开展宣传工作，组织村民学习资料、看影碟等，现在他们对艾滋病的了解已经增强很多。老王在村庄作为感染者的身份是公开的，但是在外面工作别人不知道。他们村里有不少感染者到城市里来了，他的一个表弟大学毕业后回老家时被感染，现在北京一家酒楼里当管理人员，还与其他员工一起住在宿舍里。

　　柯望承认，一开始确认得病的那段时间，的确有一些极端的思想，想过报复，“在绝望的时候想干脆拽上两个人一起死，但是自己的心态还是及时地调整过来，我现在仿佛已被判了死刑，我的病早晚会发作，我无妻无儿，没有什么牵挂，只希望能在短暂的余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柯望对外部环境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多次中断谈话，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看有没有窃听。出门的时候，过道里的不少房客都跟他打招呼，可见他与邻居的关系不错，“千万不要泄露我的身份，否则我再也不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他反复叮嘱记者。

　　公共安全问题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帮助艾滋病人的爱知行动项目发起人万延海说，防治艾滋病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所有市民提高觉悟，而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根据他掌握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只是告之农民他们得了艾滋病，却没有帮助他们预防艾滋病。在农村里，农民因为害怕歧视、舆论隐瞒自己患病的实情，这种情况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

　　万延海说，这种例子在河南有很多，在感染者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患者在村子里不受歧视，但是一旦他们走出村子就会遭到歧视，于是许多人采取逃避检测，或是知道检测结果却对身边的人包括结婚对象隐瞒真相，导致病毒传播的发生。万延海说，根据他们在河南农村的调查，上蔡县500多个村中有80多个是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地区，每个村至少有10人病发死亡。

　　万延海又认为，艾滋病感染者不愿意以公开的身份走出社会，这构成某种公共安全的问题。卫生部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孙江平主任说，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非常特殊，是可以通过个人行为控制的疾病，因此艾滋病人隐藏身份、生活在人群中不会对社会形成很大危害。

　　近日，苏州市出台了《苏州市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办法》，这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首次明确规定艾滋病人及其家属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的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确认艾滋病人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尊重病人权益、防治艾滋病的新开始，也为艾滋病人隐藏身份所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解决途径。万延海表示，防治艾滋病需要政府、民间两方面发挥作用，尤其是社会各方的积极投入，为感染者营造公平的外部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全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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