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与三位同事外加一位翻译在德国一城市买火车票。拿到票后，售票员看着我们说，你们是同行的吗？同行可以买6人团体票，团体票比5张单人票便宜。于是我们退了票，改买团体票，德国人也不收什么退票费。上了车，列车长查票，竟问：5个人为什么买6个人的票，随即退了1／6的票款给我们，一脸歉意和认真。回国后向大家讲，习惯用“经济眼光”看问题的人，无不一脸迷惑：德国人是为了吸引“回头客”，还是为了什么？

　　1999年随团出访美国，在三藩市就医，翻译领我到一家大医院。一位上了年纪的值班医生迎上来，问了病情后说，这个病没必要在大医院看，大医院最少收费200美元，到小医院50美元就够了。美国医生还将我领到大街上，指指点点地介绍了五六家小医院的方位。那次回国后，已懒得向人讲这类事了，怕大家用“经济眼光”一分析，断言美国医生是小医院的“医托”呢。

　　又想起这些事，是因为看了日前出版的一张广州报纸，上边一则消息的题目是“特价图书超市让出版界人士落泪：定价近1000元的名著集只售了100多元”。原来是为钱而哭，为没赚到不该赚的钱而哭。消息里说的“名著集”，是中国的四大名著，即《红楼梦》等。那四套书好是好，但值1000元吗？想狠狠宰人一刀，没得逞就落泪，哭啥呀哭？那同“鳄鱼的眼泪”还有什么区别？

　　这几年，同胞们开始注重经济学，凡事爱用“经济眼光”瞅一瞅，读过几天书的人都会来两句“企业就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信息对称”等等。这是好现象。但，啥事都不能过了头。过犹不及，会利令智昏。还说出版业，明明知道同类书太多还非要重印，明明知道价格太高还要定得更高，小孩子的科普读物也搞精装铜版纸、硬皮包装。总而言之，恨不得一下子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个一干二净。结果，1999年全行业图书库存40亿册，总金额250亿元；到了去年，最保守的估计库存总金额也将增长到300亿元。一些刚上市的书很快就从书架上撤下来。除了打折降价，出版社往往将库存书当废纸卖掉。一家出版社去年靠卖废纸就收回90多万元。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但不是社会的一切。就像一座房子，只有基础，没有墙体和房顶，能住人吗？同理，只用“经济眼光”看社会，看走眼了还可能自鸣得意，办了坏事还可能理直气壮。丢掉了社会责任和道德标准，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的经济利益而搞得昏天黑地的，不是个别现象。比如一些医生，动不动就给病人来个大处方，先把药卖了、回扣拿到手再说；比如报刊发行，一个小村子就逼着人家订上百份报纸外加十几种期刊。有的甚至犯众怒也在所不惜。上星期，我乘19时30分到郑州的飞机，一直等到20时30分才被告知与到桂林的航班合并，先飞到桂林；到了桂林又得知还要与另一航班合并，折腾到凌晨1点多才到目的地。只要多赚钱，这些人有多大的胆识呀——任你当面骂他，也面不改色心不跳，恐怕心里还偷着乐呢！

　　五十年代初期，河南省获嘉县的几位农民到外地买了一群牛，交铁路运输。铁路没有按时运到，误了春耕。农民们到车站牵牛时，车站不仅退了运费，还赔偿了农民的损失。农民们大惊又大喜：新社会的规矩真好，共产党的规矩真好！后来，规矩少了，“理论”多了。先是革命理论，标榜越穷越革命，钱都不敢谈了，效益、效率全不讲了。近几年，有的地方似乎又走到另一极端，干啥都要讲“经济效益”，大有谁富谁英雄的味道。报刊电视上，富人的奋斗业绩、闲情逸致、生活需求，琳琅满目。社会永远不会同步富裕，这种导向的负面效应只能是大面积心理失衡，而不是哪一个行业。对此，我们要警惕啊！

　　每月5元享用15M收费邮箱 网上购买3分钟开通
　　订阅短信头条新闻，第一时间、突发事件、重大新闻尽在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