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栏目有一条新闻，说是广西的某个农民，二年前遇到一头受伤的野象，他帮助野象治好伤，用甘蔗饲喂，使野象恢复健康。现在，这头野象又回来了，还带来一群野象。尽管由于野象糟蹋庄稼，使农民的收入从1100元下降了几百元，农民还是很喜欢野象，没有人去伤害它。

　　读了这则新闻，我很为这些农民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的行动，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的环境意识的增强，懂得了与动物和平相处，即使自己经济上受到损失，也不去伤害野生动物；另一方面，也是法制观念的增强，他们就是想去伤害野生动物，也会知道现在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但接着也就存在另一个问题。农民为了保护野象，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收入又进一步减少了。这样一来，其生活困难的程度更加加剧了。要他们自己承受，他们的承受力确实有问题，收入再少下去，就会变成贫困户了。而且，让他们承受经济损失，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牺牲所保护的环境，不是他们几个人的，而是属于全社会的。当我们在赞扬他们的精神时，难道可以对他们的物质的补偿不闻不问吗？精神是不能直接变成物质的。

　　这样的问题并非个别。在我国陕西、广西、云南，就连北京的郊县，都遇到保护野生动物和处理农民的经济利益的矛盾问题。西双版纳的勐腊县，有一个不足20户的瑶家村寨。14年前，为了给野生动物让地，人们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搬迁出来，100多人守着900亩土地过日子。但野象变本加厉，人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吃甘蔗、红薯、玉米，近年来还有3人被野象甩死。害得老百姓食不果腹，叫苦不迭。至于被野猪侵害而不能种地、影响生活的就更多了。当此之时，表扬一下某些农民的环境意识、法制精神，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而应该认真研究解决农民的经济补偿问题了。就是说，保护野生动物应该由谁埋单？

　　关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有说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十条说：“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伤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事实上，这一规定很难落实，几乎成了一纸空文。而农民也似乎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以至有的农民向法院起诉“状告野猪”。这就需要政府主动负起责任来。但如果涉及面太大，某一级政府就难以负责了。比如，有时一个镇可能就负担不起，而要一个县才有能力负担。所以，在什么情况下，按照什么办法实行分级负责，也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

　　当然，对农民补偿也可以有多种形式。云南思茅南坪镇整碗一社170户农家，在当地政府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帮助下，成立了18个互助小组，获得30万元小额贷款，按照合约，他们退出了野象栖息地，开始在保护区外的农田种植野象不喜欢吃的柑橘、茶叶，或者发展养殖业，逐步走上富裕之路。这种“项目补偿”的办法也是可以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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