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安替发自北京
在10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隆重向大家介绍了新成立的美国FBI(美国联邦调查局)驻华法律专员办公室的法律专员刘善谦(TonyLau,57岁)。有人评论道,FBI的触角伸到了北京。
FBI第45个海外专员办公室
早在1996年,FBI就不断向中国提出设法律专员办公室的要求,但中国方面一直没有答应。直到今年2月布什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政府才正式同意美方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终于在10月22日正式成立。同时,中方也宣布保留在中国驻美大使馆设立相似机构的权利。在新闻发布会上,阿什克罗夫特通报了他和罗干、张福森等中国官员的会晤情况,赞扬中国同行已经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共识——“随时、随地、尽可能地瓦解恐怖主义”,而FBI驻华法律专员办公室的正式开设,则是这种共识的结果。
《21世纪环球报道》通过FBI官方网站查证,FBI在全世界52个国家有活动,在其中4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设有“法律专员办公室”,以处理该地区和美国相关的犯罪案件,FBI在北京的办公室是其第45个海外专员办公室。
据了解,FBI驻华法律专员办公室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目前只有刘善谦一人,随着以后的需要,可能会增加一到两人。
FBI驻京法律专员刘善谦
根据美国大使馆专门提供给《21世纪环球报道》的消息,FBI驻北京法律专员刘善谦1945年生于中国武汉,孩提时随家人前往香港,在香港上学长大,在美国受高等教育,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刘善谦在他30多岁的时候加入FBI,如今任职已经23年。
《21世纪环球报道》查证到,在来北京任职之前,刘善谦是美国FBI驻香港法律专员(香港称之为“驻港法务处联络处主管”),办公室就设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里面,办公室内有两三个成员。据熟悉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美国人介绍,刘善谦工作认真,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香港很熟悉,所以和港府的警务、法务部门官员关系很好,很善于协调和香港同行的关系。这一经历可能对他在北京相似的新工作有帮助。
在说英语的同时,刘善谦还懂粤语和国语,这使他在香港和北京都没有语言和文化障碍。阿什克罗夫特在介绍选择刘善谦担任北京专员这一重任的理由时,也表示,刘善谦既是一个FBI“老手”,也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有知识的人,因此我们觉得他非常适合”;而且,在处理特定事务的时候,当华盛顿需要得到报告时,“他(刘)会知道(这个需要)并且知道如何汇报,而且他理解这里,知道哪些资源可以利用”。
FBI驻港法律专员办公室一直是FBI在亚洲的联络中心,在印度专员办公室、中国专员办公室成立之前,香港专员办公室还一度负责和中国大陆、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的执法机构联系,一直是每年需要处理需调查案件最多的办公室之一。中国专员办公室的成立,使得香港专员办公室只负责本地业务,中国大陆地区事务转移到北京新办公室,刘善谦专员来到北京任职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继续和深化他的工作,并不是完全重新开始。
特工、探员还是联系人
不过,刘善谦的工作到底是什么?FBI北京办公室是美国在华的情报机构吗?这个办公室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吗?《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研究员。
李伟认为,这种对于FBI在华设办事处的担心是对FBI的不了解。他说,FBI与中国的公安部有些类似,专门负责调查美国国内的刑事犯罪,主要功能不是海外情报搜集。而美国的很多情报部门都在海外展开情报搜集工作,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以公开身份出现的FBI法律专员,主要的任务还是协调FBI和所驻国警察、司法系统的执法合作。
FBI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只是在犯罪发生之后的调查,但随着9·11之后反恐斗争的新变化,在美国国内对其防止恐怖主义不力的指责下,FBI也逐步加强了预防犯罪的情报搜集工作。李伟判断,刘善谦在北京的主要工作还是以拓宽FBI和中国警察、司法部门的执法合作为主,而且大多是走“上层路线”,和中国对等部门的官员打交道,一般不会介入具体事务,其对等部门就是中国公安部、司法部及其下属相应机构。据悉,中国公安部下面已经成立颇为保密的“反恐局”,专门处理调查境内恐怖行动,以及进行国际反恐合作。
阿什克罗夫特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证实,FBI驻北京法律专员刘善谦的主要工作是“在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跨国犯罪以及那些破坏双方法律的犯罪行为的诸多事务上和中国方面展开合作”。
在新闻发布会上,阿什克罗夫特反复提及“合作”这个词。李伟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虽然FBI在选择调查对象的时候,是按照美国本国的法律立案,但在中国所有的协调或者调查行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因此,刘善谦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执法权,也没有超越他身份的特殊调查权。他更像一个联系人,而不像探员,更谈不上像特工了。
FBI为何选择北京
至于为什么美国要在北京设FBI办公室时,李伟解释道,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利益遍布全球,想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建立自己的FBI分支机构,但只有所驻国认定这样的行动符合本国利益才会同意美国的提议。早先,FBI主要在盟国和美洲设点,在苏联解体之后,也在前苏东国家设了办公室(其中驻俄罗斯办公室1994年建立)。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反恐斗争的需要,美国越来越多地在亚太、中东地区开设了新办公室,光亚太地区就已经有10个点。中国能接受美国的要求,就是中国政府认定此举并不会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还一直向一些重点国家要求设立办公室,例如印尼,但印尼出于自己的考虑,一直没有答应。
另外,美国选择中国也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间交往日益频繁有关。目前,涉及两国的罪案也越来越多。8月份,美方曾经宣布FBI的三个探员要来中国调查取证“朗讯案”,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FBI北京办公室的设立,大大方便了两国的司法和执法合作交流。
中美互设机构没有背后交易
由于FBI北京办公室的批准和开张,恰好都在两国首脑峰会期间,因此有外电猜测此举背后有另外的利益交换。而无论是阿什克罗夫特,还是李伟,都反驳了这种想法。
阿什克罗夫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对和中国展开执法和司法合作,完全是基于反恐的实际需要,对恐怖组织的认证(如东突)也完全根据确凿证据,“不是出于政治谈判或者是审时度势”。
李伟也认为那些猜测完全不正确。目前,国际合作反恐成为大趋势,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自身的安全也深受东突恐怖组织的威胁。FBI在北京设立办公室,只是中美联手制止恐怖犯罪和其他跨境犯罪的开始,中国公安部门也会在华盛顿设立相应的对等机构,这不但对双方有利,也对制止全球犯罪有贡献。至于时机恰好选在首脑峰会期间,李伟认为这只是在外交处理的艺术而已。
虽然中国和美国也参加了例如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全球性安全组织,但是对于安全合作来说,李伟解释道,地区性合作比全球性合作有效,而双边合作比地区性合作更加直接。拿10月21日在喀麦隆召开的第71次国际刑警组织年会来说,由于其179个成员涵盖了大部分国家,观点各异,虽然都谴责恐怖主义,但最后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约束决议,仅仅成为各国代表发言的讲坛。相反,中美互设执法合作办公室产生的效果就来得实际而直接,可以及时互相通报反恐和跨国犯罪情报。
李伟认为,“长远地看,FBI在北京开设办公室,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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