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两条关于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被人们称为“大眼睛”的苏明娟的消息，耐人寻味。

　　一个是据11月1日新华社的报道，苏明娟近日致信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诚恳地要求自行退出中国青基会对她的捐助计划，希望“将这笔钱用在更多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身上”，她说“进入大学后，我应当学会自立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学业。”

　　还有一条。10月19日，苏明娟代表安徽省到外地一个城市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展演。演出结束苏明娟准备返回安徽大学上课，工作人员却告诉她，有关单位希望她再留一天。她礼貌而坚决地回答：“不行，我要回去上课。”虽然小苏一再坚持，但最终还是又呆了两天。

　　我相信，这两条消息都是“大眼睛”内心的真实写照。作为成年人的她愿意放弃别人的资助，是可喜的进步。而后一条消息，则让我们感到了几分遗憾————想当年，因为贫困差点失学，她有过“我要上学”的呼唤；现在她上了大学，应该可以安心地“遨游书海”了，没想到，她竟再次发出了“我要上课”的呼声。

　　因为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苏明娟更知道读书的重要。但她从“坚决地回答‘不行’”到终于屈服，表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量就是来自社会的“报恩”思想。

　　自从“大眼睛”透出的渴望神情打动了千千万万人并因此成了希望工程的“标志”之后，苏明娟似乎就不再是“单纯”的苏明娟了，人们赋予她太多的期待和意义。现在她上了大学，“功成名就”大团圆，所以其意义就更加“重大”。因为结局“光明”，且苏明娟身上凝聚着人们的爱心，而根据“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她是要努力回报的，否则就有“忘恩负义”之嫌。“我要上课”也不能影响报恩。

　　按说，在别人的救助下上到大学，对苏明娟来说，她所要报的恩就是现在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将来报效国家，造福大众。如果她因为太多的公益性活动而没有好好学习，荒废了学业，即使现在演出得好，却有可能误了将来。因此，现在还远不是让她报恩的时候。

　　现在苏明娟拒绝别人的继续资助，除了她认为自己是成年人需要也能够独立外，恐怕她也不想再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的“施恩”压力，因为接受了别人的“施恩”，就无法拒绝别人的“报恩”约请，而接受这样的约请，就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势必要影响到学习。

　　苏明娟是清醒的，她不希望自己过多地被打扰，但又无法直接回绝这种看起来是善意的“打扰”。于是，她要做的，只能是拒绝别人的施恩，从而求得一种心理的平衡，也使自己变得理直气壮。

　　从苏明娟的境遇我们应该反思传统的“报恩”思想。知恩图报应该提倡，这是美德，不可妄废。但是，必须弄清楚，一方面，报恩(包括什么时候报恩、采用什么方式报恩)是受恩者的自由，甚至不报恩也是受恩者的自由。另一方面，施恩者也不能要求接受恩惠的人必须有所回报，当你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就意味着已经放弃了索取的目的。苏明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回报，任何团体和个人也没有权力要求苏明娟按照他们的意图回报什么。

　　我们能不能忘掉这位“大眼睛”？如果说过去我们尚需挂记她的生活困难的话，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她现在最需要的是有安静的环境进行学习。希望再也听不到她在大学里发出“我要上课”的呼声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爱军

　　免费试用新浪15M收费邮箱　赶紧行动！
　　订阅短信头条新闻，第一时间、突发事件、重大新闻尽在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