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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谢翔
1989年，何新在他的《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吁》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后几年，3至10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是
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中国的前途究竟会怎样，完全取决于国家大局能否实现持久的政治稳定。
从1989年到现在，3年过去了，10年也过去了，过了13年，在这13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情太多，如果非要
我们在这13年的纷繁世事中找出一件最决定中国命运的事，那么我们将别无选择地说———中国稳定。因为稳定，中国在这
13年中的事都好办了。
我们前面说过，13年是一个政治时段，它起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中间经历十四、十五大，最后到即将召开的党
的十六大。
所以，当我们把日本知名学者服部健治的三次变革说法拿来讨论中国近十几年的改革或思想解放运动时，我们又不能
不点击到“稳定”这个关键词。而因为不容置疑地强调稳定，我们又完全可以想象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
体在这十几年中把握的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政治经济缠绕之局。
对政治稳定的强调最早出自小平同志，而且他一开口就将其提到了战略高度———所谓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
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此后，对于稳定，江泽民总书记更是“一再告诫”：“
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直至今年的“5·31”重要讲话，他对保持
稳定问题更提出了新的要求，号召全党同志要“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
中国的事细想起来总会让人觉得有那么点玩味。我们从说变革和思想解放说到了稳定，在逻辑上这是矛盾的。好在始
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辩证观培养了人们富于想象的理解能力，话题可以由稳定而起，却不妨碍由此而旁证改革。或可以说
，作为关键词，稳定两个字的延伸非常大，它直接涉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两个老问题和一个新概念
从十五大到十六大，5年的中国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背景完全可以以2002年来说明。
有人说，一个农民问题，一个收入问题，这两个问题不热就不像是在开“两会”。但在2002年的全国“两会”上
，两个老问题似乎被与时俱进的委员和代表们谈出了新意，这种新意就是被媒体热烈渲染的关注困难群众话题。
所谓困难群众，在社会结构中它是被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的，他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以前说的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问
题，是一个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现在被概念化地再次提出来，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改革要开始遵循新的原则？没有人对
此作出判断。而此时，经济学家却在呼吁迅速培育中国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吴敬琏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吴的“中等收入阶层
由于有积蓄，会保持消费水平稳步上升。而且，中等收入阶层比较温和，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附和。
尽管吴声称自己的观点是基于“社会稳定”考虑，但舆论却未就此认同。有人开始怀疑吴敬琏等是“具有使命感和职
业操守的经济学家”，有人断言吴敬琏已是中国社会舞台上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人们深知，在一个利益博弈而又不能保
障程序公正的社会，任何关于公平或效率的主张都存在公信力的怀疑，但尽管如此，至少有一点是确实的，也就是，当某项无
论是基于公平还是效率的主张变成政策时，享受这个政策带来的好处最多和最直接的，都是掌握着话语权的新生的中产阶层，
而困难群众的利益往往又在这个过程被一再损害。
2002年的另一个焦点人物是刘晓庆。媒体的一阵狂轰滥炸，似乎让很多人开心，包括和刘一样辛辛苦苦做生意并
绞尽脑汁偷漏税的人，这很让人费解。
《福布斯》怎么也料不到它为中国富人排名的举动，竟会给中国富人惹来麻烦。因为道理很简单，中国有税局，若涉
及税的事最后要等到《福布斯》的排名来挑破，那中国的税局这些年都干嘛去了？
中国确实有系统完善的税局，但税局收不到富人的税并不怪税局。《福布斯》的排名排了很多年，税局盯刘晓庆也盯
了很多年，问题不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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