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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启示录·评述篇·
新快报记者谢翔
中国坚持了20多年的“发展是硬道理”原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致富就是中国的取向，即中国出现一个富人阶层
是改革的结果。中国改革的总方向不会变，进程也不会停止， 因此如何对待富人阶层就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事关路线
、方针，事关国家形象(比如说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投资利益的保护等，就都涉及中国的形象问题)。
针对富人的政策非常敏感
在这些敏感的政策中，税的问题尤其敏感。以前就一直听说有先富者担心“二次土改”、“劫富济贫”的说法，还听
说这个阶层对国家财务运作和地方征税系统不无担心，若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慎，可以料到会在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心理震荡
。而在体制改革上，中国也向来担心单项突进的后果，阻碍多不说，弄不好还会翻船。
而对于政府来说，解决国企问题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国企的问题涉及的是国有资产，漏洞更大。还有腐败、财务
不规范等，问题很多，而且涉及面广。相比之下，富人的偷逃税问题就显得次要得多。
很难说中央是否认为到了要求甚至强求富人阶层照章纳税的必要时刻，但从迹象上看，中央像是打算有所动作，走一
步先看看。另外有一种说法，认为前一段已先向国企或说体制内动了刀，那一块该付的代价已经付了，现在就是排队也排到了
私企和个体这一块了。
很难判断十六大前中央有没有关于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决策以及部署，中央仍在强调稳定。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是中
国的稳定问题，如果因经济的原因而发生，有人确信这个原因就是失业率高。以往也有人将物价上涨当作由经济原因引起的社
会不稳定因素，但在2002年看来，失业问题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大过通货膨胀。道理很简单，失业率高会导致贫困人口增
加，会拉大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因此，如果改革还是以往概念上的改革，那么在2002年的这个背景下，对它的推进是
一件风险很大的事。
社会转型是一场古典比赛
有人认为，在十五大召开前的1996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发生了转折，即社会各群体集体获益的改革已经结
束，此后改革政策只能在获益群体和受损群体之间的平衡上才能得到推进。同时中国社会出现快速的利益分化，不同利益集团
开始有意无意左右改革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因此，现在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改革已与以往有所不同。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
解出现在2002年中的那些社会经济现象，新的改革也许就孕育其中。
在此我们不妨提到吴敬琏有关改革的一个最新说法，这个说法反映在他的新作《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吴认为
，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传统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彰显。传统的社会基础正烟消云散，新的基础却还
没有最后形成。传统工业化中的主角变成了配角，但却成了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在这样的过程中，工业化中后期
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导致社会各阶层的重新排序：一部分人被挤出原来的社会位置，另一部分人则
在新的社会职位中找到了一席之地。这样来回的拉锯，社会转型期出现阵痛也就难以避免。
实际上，人们不怕变革，问题是用什么样的规则构建即将诞生的这个社会结构。擅长于用数学模型来构筑经济社会蓝
图的经济学家们坚信，理想的社会结构无疑非哑铃式结构莫属。但如何排定座次？通过何种形式入场？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对于我们这个“等贵贱”心理期待炽热的民族来说，向新社会结构的转型不亚于一场古典式的比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需要看到什么？需要看到改革最初利益的继续均衡实现。什么是改革的均衡利益？全民共同
致富。人们不会忘记，早在中国改革起始之际，就提出了一个全民共同致富的目标———小康。20多年过去，现在该是收获
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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